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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法定原则当代蕴义 　　作者简介：付胥宇（1979-），女，陕西西安人，西安财经学院，讲师，法学硕士。 　　 　　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刑法的基本原则，被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来自拉丁语的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含义最精辟的总结。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纷纷被写入各国刑法，被奉为保护人权，防止刑罚滥用的公认的重要原则。我国97年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可以看出，97刑法从正反两方面明确揭示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法的基本原则纳入到刑法典中来，是我国在刑事立法中所取得的重大进步，这必将对中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当代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如何在刑事司法中得以贯彻实现？可以这样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刑事立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与刑事立法技术水平具有密切的联系。[1]因此，刑事立法技术水平越高，罪刑法定原则实现的程度也就越高。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普遍认为，从刑事立法角度看，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积极要求，包括：（1）罪刑法定化；（2）罪刑实体化；（3）罪刑明确化。这表明,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必须是成文的、明确的刑事实体法。为了保障国民对处罚的预测可能性，刑罚法规必须是用文字写下来的，成文的制定法，如果不存在处罚行为的刑罚法规，就不能处罚行为，这实际上就排斥了习惯、判例、条理等不成文法源的直接适用。不仅如此，罪刑法定原则还对罪刑的明确化提出了要求，即刑法对什么行为是犯罪，应处何种刑罚的规定，必须是明确的，由于不明确的刑法规范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理念，根据规定实体的正当程序宪法条文，则被认为是无效的。这个“由于不明确而无效的理论”，最初是美国的宪法判例，现在却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我国刑法学界也认为，刑法规范应当是明确的，不含混、不模糊的。不明确的法律有损公民的预测可能性，这与没有法律是一样的，因此，必须禁止不明确的刑法规范。 　　除此之外，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还体现在消极要求上。这包括：（1）禁止不合理的任意解释。罪刑法定不仅排斥类推解释，还排斥一切不合理的解释。因为一切不合理的任意解释，都可能使成文刑法失去其固有的含义，刑法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在此意义上说，不管采用的是何种解释方法，只要不合理，就是罪刑法定原则所不允许的。（2）禁止适用习惯法。这实际上是明确了成文法主义。虽然习惯法是从民众中发展起来的，比形式上的制定法更符合民众的意志，但这从本质上来说是由法官创制法律，在必须肯定民众间的价值意识多样性的时代，不应当有“刑法上的民众法”。[2]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第1.05条规定：“凡在本法或本州其他制定法不定为实质犯罪或秩序违反行为者，不构成犯罪。”这就明示了成文法主义，排斥了习惯法的适用。（3）禁止适用事后法，亦称禁止刑法溯及既往。刑法只适用于其施行以后的犯罪，而不追溯适用于其施行之前的犯罪，这也是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客观要求。公民往往可以依据一般性的刑法规范做出预测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选择。如果公民在实施未被刑法规范所禁止的行为之后，国家又制定法律将这种行为宣布为应受到刑罚惩罚的犯罪行为，并据此对其实施惩罚，这就意味着惩罚公民自由权的行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事后法是惩罚无辜，因为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并无犯罪意图，也没有触犯刑法，惩罚他是不公正的，非正义的，也是侵犯人权的，事后法的最大威胁就在于此。”[3]美国学者富勒也指出，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刑事法律之所以受到广泛谴责，不仅是由于刑事案件中关系重大，主要还是因为在一切法律部门中，刑法最明显、最直接地关系到人类行为的塑造和控制，而溯及既往的法律却使人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荒谬。[4]因此，刑法的溯及既往适用会破坏法的安定性，不当的侵害个人的自由，禁止事后法是不容置疑的。（4）禁止绝对不定刑与绝对不定期刑。绝对不定刑实际上只是规定对犯罪科处刑罚，但没有规定科处何种刑罚；而绝对不定期刑则是仅针对自由刑而言，是指立法上只规定了科处自由刑而没有规定自由刑的期限，司法上只科处自由刑而不宣告自由刑的期限。绝对不定刑与绝对不定期刑，是实现刑事法治所不容的。如果确定对罪犯采用何种刑罚以及服刑时间长短的权力完全由行刑机关所决定，则会丧失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绝对不定期刑以主观主义的犯罪论与目的刑论为思想理论基础，认为犯罪的根据在于行为人的反社会性格，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犯罪人，但法官在判决时不可能预测行为人的教育改善所需要的时间，既然如此，法官就不决定期限，行为人何时得到改善就何时出狱。这在现代社会显然是难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绝对不定期刑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否定。 　　上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