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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裁判员法律责任初探 　　摘要：在竞技体育产业化的今天，体育裁判员的错误判决将给体育运动参与者带来经济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竞技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的法律关系的判断是确定竞技体育裁判员法律责任的前提。体育裁判员与体育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为契约关系，并带有一定的行政关系。体育裁判员错误判决应根据情况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我国应立法完善体育裁判员的法律责任体系。 　　关键词：体育裁判员；契约关系；违约责任；体育立法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章编号：1009-783X(2008)04-0007-04　文献标识码：A 　　 　　竞技体育离不开体育裁判员的公正裁判。裁判工作的好坏与竞技体育运动能否健康、迅速的发展息息相关。但自从竞技体育出现的那天起，裁判执法的公平性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从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到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从CBA的裁判问题到中国足协的黑哨事件，体育裁判的公正性不断遭受公众的质疑。在2001年的足协“黑哨”事件中，最高检察院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司法解释，以“企业人员受贿”的罪名起诉“黑哨”裁判龚建平。“黑哨”裁判龚建平最终被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虽然该案已经盖棺定论，但是关于竞技体育裁判员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争论还远未结束。除了刑事责任，竞技体育裁判员的错误裁判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本文试图对竞技体育裁判员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法理论证，以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1　竞技体育裁判员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分析 　　 　　1.1　竞技体育的产业化 　　体育产业化是全球体育发展的趋势。目前，全球体育产业的年产值已达4000多亿美元，并且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在美国、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达到1％到3％之间，最高的瑞士达3.7％。虽然我国体育的产业化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但竞技体育的产业化已经给竞技体育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足球甲A门票总收入为1亿多元，而甲A俱乐部的市场收入平均每家达到2500万元，俱乐部的冠名权每家收入可以达到800～1200万元。竞技体育的产业化意味着竞技体育应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在竞技表演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得经济利益。 　　 　　1.2　竞技体育裁判员的错误裁判会损害参与者的经济利益 　　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在竞技表演中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获得经济利益。而竞技体育参与者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方式在于：比赛观众的门票收入、俱乐部冠名权的收入、比赛转播收入、比赛场地的广告收入及其它营业收入。而这些收入的高低都和竞技体育参与者的比赛成绩有直接的联系。公众愿意观看比赛成绩好的参与者的比赛，因此比赛成绩好的参与者的门票收入、冠名权收入、广告收入等经济收入就高。而体育裁判员的错判误判，特别是在关键球上的错误判决，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竞技体育参与者的比赛成绩，也直接影响到竞技体育参与者的经济收入。因此，经济体育裁判员的错误裁判将损害参与者的经济利益。 　　 　　1.3　竞技体育裁判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竞技体育裁判员的错判误判将损害竞技体育参与者的经济利益。根据法学的基本理论，受到损害的利益方应有权寻求救济。法律权利是法律救济所派生的，法谚上有“救济走在权利之前”(Remedies precede right)。法学理论上的这一思想与中古时代的英国法律传统上的“令状体制”相关联，在“令状体制”下，若欲求得法院之救济，则原告有义务选择适当之诉讼方式，如诉讼方式选择不当时，则无救济可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之存在，取决于法院救济之存在。这说明，为确实保障竞技体育参与者的权利，应赋予受到损害的竞技体育参与者诉求错判误判的裁判承担法律责任的救济权利。 　　 　　2　竞技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的法律关系分析 　　 　　竞技体育参与者因裁判员错判误判而受到的损失应得到救济，但要具体分析体育裁判员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则需要进一步分析竞技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体育裁判员在赛场上拥有“终审权”，其判罚结果会影响比赛的进程，有的甚至会影响到比赛的最后结果。但体育裁判员这种“生杀予夺”权力从何而来，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由于立法的空缺，并没有统一的观点。在不同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竞技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的法律关系的认定也不同。 　　 　　2.1　国外的实践 　　2.1.1　英国 　　英国的司法实践一直认为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的关系是合同关系。英国法官在一系列的案件中认为，体育关系的基础是契约关系，合同构成了体育关系中的最主要关系。合同是“体育裁判员裁判权的最根本来源，并有效地约束体育参与者”。契约自由和契约神圣是英国契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