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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明清时期蒙古农牧经济贸易 　　摘 要：随着明清时期蒙古社会体制发生变化，其经济贸易市场形式也发生一些新变化。明清时期，蒙古单一的游牧经济所需的农耕经济补充大多以朝贡的形式来进行。蒙古游牧经济除了平时民间交易和马市之外，朝贡这一政治色彩浓厚的方式也是对游牧经济的补充。蒙古民族通过朝贡接受政治色彩浓厚的条件并改变传统的抢掠性军事行动，同时中原朝廷也达到了稳定北方的目的。 　　关键词：明清；蒙古；农牧经济；贸易；朝觐 　　中图分类号：K2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4-0017-02 　　北方少数民族单一的游牧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需农耕经济的补充，主要以两种方式来完成：一是表示对王朝归属关系的朝觐，朝觐原则上要赏赐，也就是通过接受赏赐获得一些补充。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根据边疆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朝觐”制度便是其中有效的措施之一。《礼记?乐记》载：“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这是朝觐的目的所在[1]。但是在明清时期，蒙古的朝觐较为频繁，且人数不断增加，使朝觐发展成为补充游牧经济的一种特有的形式。清代蒙古王公的朝觐制度，是清朝规定的内外蒙古王公、呼图克图等每逢年节入京觐见皇帝、瞻仰圣颜的一种制度，来京者要给皇帝带来贡品以示恭顺，皇帝则给予一定数额的赏赐。朝觐是轮班来朝，年年如此[2]。早在顺治八年（1651年），清王朝制定了喀尔喀贡使赏例：“一等者蟒缎一匹，帽缎一、彭缎各一匹，毛青布二十四批。随从二人，各毛青布六匹。次等者补服缎、彭缎各一匹，毛青布十六匹。随从一人，毛青布六匹。三等者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随从一人，毛青布四匹。”[3]从赏赐物品上不难看出，都是游牧经济所不能生产的物品，所以朝贡者对每次的贡品的数量、人数尽可能增加，以便获取更多的赏赐。后来清朝对喀尔喀的朝贡、班次、人数、赏赐都进行了调整，但是不管怎样，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喀尔喀蒙古游牧经济。为了表现对入朝觐见者的特殊恩惠，清政府向年班来京的蒙古王公依据爵位给予不同等次的“廪饩”，作为路费食宿费用，到京后还有隆重的筵宴和丰厚的赏赐[4]。赏赐的都是游牧经济短缺的物品，所以朝觐不仅刺激了物品交流，还进一步强化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互补性特征。二是纯粹为了补充单一游牧经济而产生的经济贸易活动。北方民族对中原地区开放市场的要求始终未断，其主要原因是北方地区的单一的游牧经济急缺农耕产品、手工业物品，需要抢掠或是互开设贸易市场来获得。 　　明清时期，北方的贸易形式不仅是朝贡，还有马市和民间贸易等多种形式。抢掠、市场贸易、朝觐――哪方面发生频繁，都是由实际势力决定的。北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经济贸易交流始终是断断续续，可以说一直不那么顺利。下面分析明清时期经济贸易的状态。 　　第一，市场交易是北方民族经济补充的重要环节，中原地区的物质条件比北方地区相对富裕，相对于北方，对游牧经济的需求量不太明显。中原地区气候湿润，适合稻谷生长，冬天不冷，比较适合人类的生存发展。蒙古地区冬天寒冷，频繁发生雪灾，夏天炎热，干旱天气长，不太适合农业的发展，物资生活贫乏，所以需要农耕经济的补充。在大多数明朝官员的眼中，贸易并不重要，因为明朝不需要“夷虏”的任何东西，而“夷虏”却不可避免地总是需要明朝的东西，且当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会变得不安分甚至对边疆安全造成威胁。包括蒙古人在内的外族部落，需要的物品主要包括食物、纺织品（平民所需的棉布和贵族所需的丝绸及丝绸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药物及其他手工业制品，在开市方面比较主动；而明朝却是处于被动状态。明朝从蒙古地区输入的最重要商品即马匹，而且，我们发现这恰好满足了明朝对马匹的需要。兹拉特金的观点是：“整个明代，明蒙关系一直建立在明朝无力或不愿收买东西部蒙古带来并希望出售全部马、牛等畜生的基础上。”[5] 　　明朝感觉到女真进京朝贡多是贪图贸易，而非为了向皇上致敬：“今辽东境外女真野人诸卫，多指进贡为名，往往赴京营私，且当务之时，劳扰军民供送。为此明朝规定：如为传报消息，可以在任何时候来京，若是袭职等事，许其一年一朝，或三年一朝，不必频数。其有市易生理，听于辽东开原交易，不必来京。”[6]蒙古朝觐，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在边境地区和到达京城之前都进行过贸易。正统三年（1438）正月戊子，瓦剌脱欢又遣人来朝。上敕大同总兵官曰：“令正使三五人赴京，所贡马驼令人代送，其余使臣、从人，俱留止大同，并脚力马给与刍粮，听其与民交易。”[7] 　　喀尔喀蒙古与1636年被满族征服的内蒙古各部相比，直到1688年因受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入侵而归降清朝的50多年间，在漠北地区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在清朝方面的记载中，1635年（天聪九年），地处喀尔喀最东部的车臣汗硕垒和内蒙古的乌珠穆沁、苏尼特等部的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