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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奖励纠纷法学释义及对策研究 　　摘要 科学合理的竞技体育奖励政策能充分发挥正向的激励作用，近些年，市场经济的到来，物质奖励的地位愈来愈凸显，因分配机制不合理、监管不到位等问题的存在，导致竞技体育奖励纠纷不断。本文就当下竞技体育奖励纠纷的特征与表现进行描述，并在此基础结合法学原理、法律规范对其加以释义，分析竞技体育奖励纠纷的成因，进而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竞技体育奖励纠纷；法学释义；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4）05-0038-06 　　在我国体育界，对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者团体，可以依照相关规定获得国家或者社会的奖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奖励不断完善和发展，体育奖励的实施对发展我国体育事业、成为体育大国，发挥了重要的激励助推作用。但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体育领域各种要素参与分配，运动员、教练员的收入渠道呈现多元化趋势，相较于“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竞技体育”被挖掘出巨大经济价值与轰动效应，加之当前我国体育奖励体系混乱、监管失控等问题的存在，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组织之间因奖励分配问题引发的纠纷愈来愈多，如长跑名将孙英杰与王德显之间、教练汪成荣与青海体工队之间的奖金纠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奖励体系存在的弊端。本文试图从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的视角阐释竞技体育奖励纠纷潜藏的制度阙如，进而对竞技体育奖励纠纷的成因进行分析，最后在制度缺陷分析基础上提出当前竞技体育奖励体系完善的可行性建议，期冀可为解决、避免竞技体育奖励纠纷的研究尽绵薄之力。 　　1.竞技体育奖励纠纷的“特征”与“表现” 　　1.1竞技体育奖励纠纷的“特征” 　　竞技体育奖励纠纷具有“体育纠纷”与“体育奖励纠纷”的一般特征，更有其具体特征，尽管我国运动员的培养模式已呈多元化，举国体制、体教结合、单位培养等方式糅合在一起，但竞技体育领域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模式仍具有较为浓厚的行政干预色彩，其竞技水平的提升、参赛资格的取得仍需体育行政组织的支持。因此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不平等存在于带有行政管理色彩的纠纷之中。同时也不应忽视目前社会奖励（赞助）造成的纠纷方式，纠纷法律关系的主体权利义务是平等的。由此，竞技体育奖励纠纷具有纠纷主体法律地位或平等或不平等的特征。 　　竞技体育奖励纠纷具有多层面性。除其兼具体育社会奖励纠纷、体育行政奖励纠纷的特征外，从目前出现的相关体育纠纷类型观之，其涉及“合同型纠纷”、“管理型纠纷”、“保障型纠纷”、“侵权型纠纷”等多种类型，因此解决竞技体育纠纷的方式就应当是多层次、多元化的，不应当单一化。 　　竞技体育奖励纠纷相较普通的奖励纠纷更具专业性与技术性。须知，每个成功运动员背后有大量教练人员、领队人员智力、体力劳动的付出，运动员一旦功成名就，按照相关竞技体育奖励规定，都应论功行赏，但其分配比例、周期的合理性、正当性，应结合体育领域的“自由裁量性”判断。除了与激励奋进、价值观树立的奖励旨趣相一致外，更应在体育专业性、技术性特点之上体现公正。 　　1.2竞技体育奖励纠纷的“表现” 　　从目前出现的竞技体育奖励纠纷，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表现，一是物质奖励分配机制不畅引发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组织之间的矛盾；二是无视运动员、教练员人格标识使用与广告收益分配问题引发相关组织、人员之间的矛盾；三是因未将体育奖励纳入到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中引发运动员退役后生活困窘，进而与“恩师”、培养单位产生矛盾。 　　第一种表现是目前竞技体育奖励纠纷中最为普遍的情况，因为奖励接收、分配程序的混乱，收益分配同时存在盲目和随意状况，地方体育组织的奖励五花八门，承诺多，实现少，很大程度挫伤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训练参赛积极性，起到负激励的作用，如“于芬一周继红事件”、“孙英杰一王德显事件”、“汪成荣一青海体工队事件”，反映出体育奖励接收程序、分配机制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体育奖励监管执行状况不佳的情况。 　　第二种表现在目前体育社会奖励（赞助）中十分普遍，“孙杨被代言事件”、“姚明一可口可乐事件”凸显出社会（商业）奖励（赞助）中的乱象，1996年前国家体委出台的“505号文件”尽管已经废止，但仍被各单项运动组织所沿袭适用，如2011年中国游泳协会出台的《国家游泳队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经营、社会活动的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国家游泳队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这显然与《民法通则》相悖，《民法通则》第100条对肖像权作出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显然国家体育总局的规章，其效力低于法律。若与法律相违背，必以法律为准，“无形资产”的说法很模糊，包含人身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