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芒王小鹰关于理想歌吟.docVIP

芦芒王小鹰关于理想歌吟 　　文艺兵也是敢死队 　　芦芒出生于上海老城厢的一户平民家庭，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随母亲寄居在别人家灶披间（沪语：厨房）后面拦出的一角中。所谓的家，仅一片席般大小，塞进一张床就没有多余空间了。 　　家里交不起学费，奶奶把他送到一户有钱人家去当“伴读”。在这期间，芦芒对艺术萌生了最初的兴趣，艺术的精神本来就是心灵的解放和自由。十几岁开始，他就在报刊上发表画作，补贴家用。后来又寻了一份替人抄笔记、管理图书的工作，才得以免费进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 　　芦芒所挚爱的美术并不是花鸟虫鱼之类的作品，而是革命版画。当时，他阅读了《马克思传》、鲁迅编的《苏联版画》《珂罗惠支版画》等书籍，并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这个十八岁的青年，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 　　后来，经由李一氓介绍，芦芒正式参加了新四军，并于次年入党，在华中军区政治部的江淮日报社当了一名美术编辑，画了大量抗战主题的版画，根据地的老百姓都把他叫作“小胡子画家”。那时，他每天都要给日报创作一幅配合形势宣传的木刻。一到晚上，他便伏在草棚的木板上，就着豆大的油灯，画呀刻呀，直至天明。 　　当时根据地条件艰苦，没有照相制版设备，芦芒硬是用双手和沙子在毛石板上磨出制版设备来。 　　芦芒的人物素描也画得很好，尤其是陈毅将军的画像，画得惟妙惟肖。这幅画像在报上登出后，极大地鼓舞了新四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的斗志。 　　当时环境很艰苦，主力部队化整为零，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分散到各地方武工队去“打埋伏”。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芦芒从未停下过他的画笔，留下了《解放两淮重镇淮安城》等作品。 　　……古城门缓缓打开，老百姓箪食壶浆，欢笑着簇拥子弟兵进城。攻打淮安城时，父亲参加了“敢死队”，他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冒着枪林弹雨奋勇登上了淮安城头。硝烟尚未散尽，父亲顾不得抹去额上的汗珠，就坐在城头废墟上掏出画笔刷刷地画开了。 　　——王小鹰 《父亲的碑》 　　后来，芦芒先后调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文艺股长兼鲁艺工作团美术教员、新四军纪念塔建筑委员会委员、江淮画报社总编辑、苏北和苏南军区政治部画报社社长、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画报社社长。 　　在漫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芦芒有数以千计的木刻版画和诗歌发表于《江淮日报》《盐阜大众报》和《先锋》杂志上。这些画稿都被妻子王庄霄装在一个小铁盒里，仗打到哪里就带到哪里。碰到敌人“大扫荡”，王庄霄就把铁盒埋进地下，等敌人一走，再挖出来。 　　可惜后来在“文革”中，这些画稿多数被抄走，只有少部分因藏在废弃的壁炉里才得以保留至今。如今，巴掌大小的纸片已经泛黄发脆，留给世人的是一个年轻画家在硝烟中的背影。 　　一颗火热的心 　　新中国成立后，芦芒一家从部队回到上海居住。诗歌是时代精神的号角，那时的南京路上有个很长很长的诗画廊，内容每个月都会更新一次。那时候人们真心热爱工作，热爱文学，没有半点私心。20世纪50年代显然不是一个浅吟低唱的时代，因此那个时代的诗歌，每一首几乎都是滚烫的。芦芒的创作生命也是从那时开始在诗歌领域里燃烧的。 　　那时候的芦芒在家人眼中似乎是一个完全属于工作的人。在长女王小鹰的印象中，芦芒在家里写作的场景似乎十分“痛苦”——深更半夜还在书房赶稿是常有的事。有时他写到头痛了也不肯停笔，就用一条毛巾扎在额头上。每到吃晚饭的时候，总要等老母亲千呼万唤，他才从书房里出来。 　　芦芒当时任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的组长，所以必须深入工厂体验生活，每天都得泡在工厂里。在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和上海第一钢铁厂体验生活期间，他创作了《钢城虎将》等文学作品。在定稿前，他总是反复念给厂里的工人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后来去崇明围垦的那段日子，芦芒甚至好几个月都不回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一头扎进河南省兰考县采访焦裕禄去了。 　　诗歌在那个时代是与社会变革、政治风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一次为了支持多米尼加争取独立，群众上街游行，沿街还搭了许多台子。芦芒性格率真单纯，待人挚诚仁厚、热情如火，所以此类活动中经常能看见他的身影。游行开始的时候，他噌一下就跳上了台，用一口宁波加上海腔的普通话，大声朗诵自己创作的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独立的诗歌。 　　也许对于五六十年代的诗歌作品，很多人并不抱以肯定的态度，认为有点假大空的成分，可是诗歌创作最需要原始的冲动和激情，正如《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一歌中所唱的：“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芦芒等那个时代的诗人、那种饱满的创作激情，在彼时彼刻，是真实的。 　　父亲一生曾出版九部诗集，《红旗在城市上空卷动》《上海，上海，向前，向前！》《奔腾的马蹄》等等。从这些诗集的名字便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激情。父亲的诗不是悠闲恬静的、田园式的，而是动态的、战斗的、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