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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法理分析 　　摘要：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但该制度涉及公平、效率与秩序之间以及权利与权力之间一系列的价值冲突。在构建该制度时，应努力寻求化解其所涉价值冲突的途径，以便充分实现其应有的功能。 　　关键词：股东派生诉讼 法律价值冲突 公司法 　　 　　一引言 　　 　　股东派生诉讼（DerivativeSuit ）是指当公司的利益受到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等的侵害，而公司又怠于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时，具备法定条件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对相关人员提起的诉讼，也就是在公司中享有权益但又不是公司正常的决策者的股东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现代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起源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衡平法和信托理论”[1],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法律上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保护小股东的权利， “是法院为被堕落的董事或者股东（ thefallen directors and shareholders ）所控制的公司主持公道的一种程序上的设置”。[2] 股东派生诉讼，“从法律上说所涉及的其实是一种侵权关系 ”。[3]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竟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度，权利社会化思潮应运而生。相应地，立法思想也由权利本位过度到社会本位（就根源而言，本位主义产生于利益冲突），民法理念亦由追求形式正义转向追求实质正义。[4] 在公司法领域，作为股东权利救济制度内容之一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就是以上思潮、思想及理念的反映。同时，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因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以及因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而引发的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促使该制度日益繁荣。因此，虽然股东派生诉讼制度限制了公司处分自己权利的自由，忽视了公司的独立人格，否定了资本多数决原则，[5] 仍然自英美国家推广开来。 　　 　　二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所涉价值冲突 　　 　　尽管很多国家的公司法都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但是，作为一项极具特性的制度，无论从经济意义上还是从社会意义上都可以看出，该制度涉及一系列的价值冲突。深入分析这些冲突，无疑有助于理解该制度的实质以及寻求化解这些冲突的途径。价值一般是指“客体对于主题的意义。包括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对于客体的绝对超越指向两个方面。”[6] 在法理学中，法的价值可有三种不同的使用方式，即法的“目的价值”，“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7]本文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分析就是以其所暗含的价值冲突为基点，剖析该制度所追求的社会目的或社会理想及实现其理想的基本属性。 为论述方便，本文将该制度暗含的价值冲突细化为两个层次，前一个层次是后一个层次的基础，后一个层次是前一个层次的细化。 　　首先，公平、效率与秩序之间的冲突 　　公平、效率和秩序都是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一项健全的法律制度应当是个人平等，经济效率与社会秩序相结合的产物。公司制度以追求经济效率为其主要价值目标。法人人格自由取得原则、人格独立原则及有限责任原则等的制度设计，在鼓励人们投资，优化配置稀缺资源的同时，实现了社会财富及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看，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场合二者可能发生冲突。建立在民主多数原则及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之上的资本多数决原则是维系公司内部关系的主要原则，该原则有利于平衡股东间的利益，提高公司决策的效率。但是，由于现代公司股东大会的民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而是资本的民主，股份的民主，[8] 因此，资本多数决原则虽有利于决策效率的提高，却使股东地位趋于实质的不平等。该原则的制度性缺陷背后暗含的是公平与效率的冲突。有学者主张，此时法律应取公平而舍效率，因为公平是 “法律本身的救世主思想 ”，[9] “权利的分配强调平等甚至不惜以效率为代价”。[10]显然，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不但在考验立法者的智慧，也在验证该原则的生命力。秩序是法律所追求的另一价值目标，并且法的秩序价值是法的基础价值。建立在秩序价值之上的效率价值也有可能同秩序价值发生冲突。公司制度过分追求效率，不但会侵害小股东和公司本身的利益，也会违背公司所应承担的社会义务，从而破坏其生存于其中的市场经济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对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其次，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 　　众所周知，权力本源于权利 ， “权力乃为权利而设，它本身也须以相应权利为基础”。[11] 圣哲先贤及社会现实也告诉我们，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否则，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滥用，因为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2] 近现代以来对权力的理性制约机制主要有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权力之间的制约以及通过责任的制约。[13] 在公司制度中，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