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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表决权信托理论困惑与立法构建 　　 摘 要：股东表决权信托源于英美法系并体现其法律传统，我国移植该制度必然遭遇理论上的困惑与冲突，但将其加以改造和变通后，这些冲突是可以克服的。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出现了表决权信托的实践，但由于无法可依，操作上很不规范。为此，应通过公司法和信托法共同调整表决权信托，对涉及表决权信托效力的书面形式、目的、期限、登记公示以及委托人的撤销权等作出原则性规定，为实践提供行为选择和参考的制度模式。 　　 关键词：股东表决权；表决权信托；股权 　　 中图分类号：D913.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5-0096-03 　　 　　一、引言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处于比较稚嫩的阶段，很多中小股东对表决权行使表现出“理性冷漠”，大股东常操纵公司，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股东表决权信托有利于唤醒中小股东“沉睡的权利”――表决权，释放其参与表决的积极性，提高其对公司的控制及市场的参与，制衡大股东,完善公司治理。表决权信托是美国将信托制度创造性地运用于保护小股东利益的产物，是信托机制在公司法领域的拓展和创新。表决权信托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取得合法地位一般都经历了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我国资本市场已出现表决权信托的商业实践，但表决权法律制度的引入仍遭遇理论障碍。为此，我国应借鉴域外表决权信托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实践，以现实需求为导向，将其本土化。 　　我国理论界对表决权信托的客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股权客体说和表决权客体说，由此导致广义表决权信托和狭义表决权信托之分。前者以股权为信托客体，又称股权信托，“所谓表决权信托，并非仅以表决权为标的物所设立的信托，而是以移转股份为手段所设立的信托。”[1]后者仅以股权中的表决权为客体，又称表决权信托，是股东在一定期限内以不可撤回的方式，将表决权让与其所指定的表决权受托人，以谋求表决权统一行使的信托制度。[2]285广义表决权信托和狭义表决权信托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股东将其所享有的包括表决权在内的股权全部移转给受托人，由受托人行使表决权及其他股权，股东只享有股份受益权；后者是指股东仅把股权中的表决权委托给受托人，自己行使股权的其他权利。笔者以为，就表决权信托的本质而言，两种信托都是以充分行使股东表决权为目的之特殊信托，股东是受益人，信托财产是股权或表决权等财产性权利，都是合法的。我国在法律上虽未规定表决权信托，但资本市场却已出现了股权信托与表决权信托。表决权信托制度给予了受托人极大的权利空间，可释放小股东不积极的投票权，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与活力。 　　二、表决权信托的理论困惑与释疑 　　在英美法系国家，表决权信托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并没有如何深刻的理论存于其间。但是，大陆法系国家要移植该制度，就发生了理论上的意义，并引起了理论上的讨论和争议。表决权信托作为一种“舶来品”在我国公司法和信托法上的正当性也存在很大的争议，移植该制度必然遭遇理论上的困惑与质疑，即表决权是否为财产权以及表决权是否能与股权分离而单独设立信托。传统股权理论的束缚以及对英美法系财产权认识的偏差，困扰我国立法对股东表决权信托进行规范。我国要建立股东表决权信托制度，首先要澄清理论上的困惑，探讨其合法性问题。 　　1.表决权的权利属性之困惑与释疑。两大法系都认为信托的客体必须是财产或财产性权利，人身权不能作为信托客体。在我国法学理论界，股权是财产权是没有争议的，但表决权是否是财产性权利学界的见解却存在分歧。有人主张表决权是人身性权利，而有人认为是财产性权利。我国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表决权是具有人身权性质的权利，不是财产权。持“股权客体说”的学者主张股权是财产性权利，可以作为信托财产，以非财产权的表决权作为信托标的在信托法上是无效的。[3]表决权实质是股东的决策权，是不能以金钱价值交换的权利，这一非财产权利的属性使之不能成为表决权信托的载体。[4]持“表决权客体说”的学者主张股东表决权作为财产权利（股东权）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5] 　　对此，笔者认为表决权是财产性权利。首先，比较分析表决权与民法上的人身权可以证明表决权是财产性权利而非人身权。民法在私法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大陆法系学者对股权理论的研究一般以民事权利为框架，各种股权学说都试图从民法的基本权利类型中寻找依托，股权中的表决权也被类比为民法上的人身权。其实，试图将表决权这种特殊权利与民法基本权利相对应是不具有理论依据的。其一，表决权不是“人格权”。民法上的人格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备的权利，不得转让，而表决权并非人之所以为人必需的权利。股东没有表决权或委托他人行使表决权并不必然导致股东资格的消灭。其二，表决权不是“身份权”。投资主体基于出资取得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