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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维尼历史遗产及其对我国民法典制定启示 　　摘要：萨维尼是19世纪德国历史法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他与蒂博特之间就民法典的制定而发生的那场著名的论争，对德国民法法典化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尽管人们对他的思想和观点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萨维尼的历史法学理论由历史主义、民族精神及实证主义三个部分组成，历史主义是萨维尼理论体系的基石，民族精神是其核心和灵魂，实证主义乃其表征路径或方法。萨维尼的民法思想植根于其历史法学理论，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我国当前的民法法典化与德国历史法学之时代背景颇为相似，重新梳理萨维尼的历史遗产，对我国民法学研究及民法典的制定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萨维尼；历史法学；民法思想；民族精神；民法典制定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l（2014）04―0096―06 　　萨维尼（Friederic Karl von Savigny，1779―1861）是19世纪德国历史法学派最杰出的代表，被学者誉为“欧洲所养育的最伟大的法学家”和“基本思想的发动装置”。萨维尼与蒂博特之间那场彪炳史册的大辩论，其影响在当时超过了任何一位德国法学家，他对法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把法学从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中解脱出来，引向了担负着19世纪精神运动的历史主义。他动摇了把制定法视为唯一法律渊源的主张，并同时把目光从作为唯一的法律创制者的国家转移到文化力量和民族精神上。萨维尼的历史法学理论不仅是德国的，更是世界璀璨的思想瑰宝。重新梳理萨维尼的相关民法思想，对构建我国21世纪的现代民法体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与蒂博特之论争：一个关于萨维尼制定民法典思想的认识误区 　　为了实现德国法律的统一及加速德国政治统一的进程，1814年，德国著名的自然法学法学家、罗马法教授蒂博特（A.F.J.Thibaut）发表了《论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尽管蒂博特对拿破仑法典有所批评，但他非常重视启蒙运动之理性主义。“这个自由派的立场，加上爱国心与对实务工作的了解，使他理解一个统一的共同法对德国的重要性，在文中强调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只要花五年时间制定共同的德国民法、刑法及程序法，德国人民可在同一个伟大的目的下团结起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蒂博特的立法倡议获得了社会的热烈反响。萨维尼对蒂博特的立法建议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并给予了猛烈的抨击，由此开启了萨维尼与蒂博特之间载入史册的论争。然而，后世学者在诠释萨维尼有关制定民法典的思想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萨维尼崇尚习惯法，而反对立法，反对法典编纂”。也有学者认为，“由于萨维尼把法视为‘民族精神的流出’，视为立于特定历史文化巅峰之上的特定民族人民的民族精神之表现，所以，他认为，立法者不必去创制新法，他必须做的仅仅是，将既存的法予以表达和整理。因而，萨维尼表示厌恶法典”。登海默教授亦认为，“历史法学派厌恶制定法。在评价历史法学派时，我们不应忘记萨维尼是一个憎恨法国大革命平等理性主义的保守贵族。再者，他还是一个反对法兰西世界主义理论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极力反对《拿破仑法典》，并力图阻止德国也制定类似的法典。这些事实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喜欢制定法，反而强调沉默的、不可名状的和意识所不及的力量是法律发展的真正要素――任何立法者都不得干扰这些要素”。 　　人们不难发现，萨维尼在其显赫的一生中，除了在柏林大学从事罗马法的教学研究之外，还曾担任过修律大臣。“想想我国历史上沈家本和伍廷芳等人的主张与实践，不难产生这样的疑问：萨维尼为什么一边担任立法要职，一边还反对立法呢？他真的反对法典编纂么？”19世纪初期，德国可谓邦国林立，“每一个生命都在急切地呼唤德国在摆脱压迫的基础上，向世界展现其自身价值的那份情感。因此，对于每一个用心感受到自己的使命、对于此一使命具有明晰概念的人来说，此非惟一一种假说，而是正当合理、经由公然宣谕而为众分享的理念”。在当时的德国，无数代知识分子兢兢业业地对古典罗马法进行阐述，赋予其时代含义，其深层寓意乃是为本民族争取历史与文化话语的主动权，进而掌握自己本族未来发展的主导权。萨维尼毕生锲而不舍地整理古典罗马法并对其进行现代性诠释，旨在从法律价值及历史主义认识论等形而上层面为构建国族认同和政治认同提供理论支撑。 　　就民法典的制定而言，萨维尼与蒂博特既有契合的地方，又有轩轾之处。一方面，二者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蒂博特希望为“德国制订一部综合性的大典，并藉由法制的统一，最终达成德国国族的统一……由一个包括实务界人士和法学家们所共同组成的委员会来从事这项工作，最为妥当。经过这两方面人士的一致努力，特别是凭依‘博学多识，事理通达’的法学家们的精心构制，一定可以为德国制定出一部规范人事而服务人世的大典。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