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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研究 　　摘要：基于高管过度自信的视角考量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股权激励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对企业投资不足现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相应地会降低投资不足行为的产生；高管过度自信是导致股权激励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股权激励的实施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作用下加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而对投资不足表现出不显著的抑制效果；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有效抑制高管过度自信概率，也是激励效果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 股权激励；企业非效率投资；高管过度自信；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4-0044-06 　　一、引 言 　　学术界有关股权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研究成果颇多，但缺乏对高管过度自信在股权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行为金融学观点认为，股权激励机制的失效并不完全是机制本身的问题，可能原因是机制下的人并不完全符合传统金融理论上的“理性经济人假设”，高层管理者的认知偏差（过度自信）会直接对投资决策的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且现实中决策主体的认知偏差是普遍存在的[1]。薪酬行为观认为，薪酬激励易诱导决策主体产生认知偏差，高额薪酬是对决策主体个人能力及其成功表现的一种肯定，但这也会强化决策主体的自我肯定心态，进而对决策主体的心理认知产生影响。因此，股权激励政策的实施很可能会使管理者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现象，错误地估计投融资项目的风险、收益及成本，做出非理性的投资决策，从而导致企业投资效率的损失。这意味着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可能受到管理者心理认知偏差的影响，从而使激励不能有效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和提升企业价值。基于此，本文从管理者心理（即高管过度自信）的视角研究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有助于丰富相关股权激励制度的研究理论，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给出现实且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为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政策来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提供依据。 　　二、研究假设 　　自Myers（1984）和Jensen（1986）分别指出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是导致企业投资扭曲的直接原因以来，企业非效率投资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学者发现赋予管理层一定的股权能有效地缓解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两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并能有效地遏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Murphy（1999）发现成长机会高的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能有效地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2]。这是因为股权激励能有效减弱管理层风险规避问题，降低决策主体风险厌恶程度，激励其投资高风险项目，并通过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以提高企业绩效[3]。同时，股权激励还可在股东与管理者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作为一种信息筛选机制，促使管理层选择正确的投资项目[4]。 　　在我国，由于股权激励制度实施较晚，有关股权激励和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研究并不多见。罗富碧和冉茂盛等（2008）首次分析了我国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的内在联系，发现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两者满足内生决定关系[5]。吕长江和张海平（2011）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股权激励制度能降低代理成本，这是通过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的路径实现的[6]。然而，杨慧辉和潘飞等（2016） 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水平与过度投资水平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U型的区间效应[7]。 　　近年来，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传统金融理论因无法完整地解释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从而遭到行为金融学理论的质疑和挑战。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在现实中，人们在决策时都不可能始终保持理性，尤其是作为企业决策主体的高层管理人员，在权衡决策风险和收益时，其行为方式及认知偏差都影响着决策行为的过程和结果。在管理者认知偏差中，过度自信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学者认为过度自信是人类最稳固最普遍的心理现象[8]。Roll（1986）首次将过度自信纳入公司财务的研究领域，并证实了高管认知偏差容易引发一些有损公司价值的并购活动[9]。饶育蕾和贾文静（2011）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Logistic回归检验了CEO过度自信的影响因素[10]。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高管过度自信是股权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产生联系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认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股权激励导致管理者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从而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产生。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与高管过度自信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2：高管过度自信在股权激励计划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