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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村观察村落研究中调查者与当地人之间交换 　　摘要：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者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尽管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坚持一种“主位”策略对他文化进行观察，但是任何田野调查都是调查者所代表的社会文化与被调查者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一种接触和互动，进入田野的方式明显带有社会文化的影响，所以研究者的行为势必会影响研究客体，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他文化的变迁。本文以鄂西南的一个苗族村庄为个案，通过对进村调查者与村民之间交往活动的分析，来考察人类学田野调查对民族社区的影响问题，从而为反思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提供一些经验性启示。 　　关键词：田野调查　社区　交换　少数民族 　　 　　在中国人类学史中，村落的地位比较特殊。因为立足于村落视野，开展田野工作，考察乡土社会的研究很多。中国人类学初创时期，村落社区的实地考察，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视野下的村落研究所引起的争议，促使人类学者不断地反省和思考人类学田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式的实地调查是人类学最具特色的调查方法，该方法通常是长期居住在被调查对象的一个小社区中，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了解认识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研究其文化全貌，熟悉他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和心理特征等，但是，在对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尤其是村落研究的反思上，由于村落研究本身缺乏普遍的解释力，导致反思主要集中于村落研究的合法性问题，而很少关注田野工作尤其是调查者本身对异文化(other culture)的影响。在中国，农民聚村而居，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熟悉”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然而，外来调查者进入村落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乡土“熟人”社会的传统格局。虽然调查者在研究异文化时通常会详尽地描述和解释研究对象，但很少考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或者他们认识到自己在调查活动中的影响作用，却很少把这种影响当作重要的问题来研究(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1986]1998)。本文就以调查者与村民间交往过程中的交换活动作为分析单位，来讨论人类学田野调查者对少数民族社区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 　　 　　一、苗村概况 　　 　　苗村为湖北省西南部武陵山区的一个苗族聚居区，距县城60多公里，离乡政府所在地15公里。据村委会最新统计：全村总面积5.81平方公里，其中耕地858亩；全村共138户，488人，其中劳动力246人。全村有55个村民小组，苗族占全村人口的90％左右。该村四周山峦起伏，树高林密草多，平均海拔900米，属典型的二高山。“李家沟”和“下河”两条溪流是村寨的主要水源，在村口不远处会合流人高罗河。苗村的年降水量1310毫米。一月平均温度1.6℃，七月平均温度24.6℃，垂直气候明显，适宜各种植物生长，其山林以杉树、松树为居多。解放前，苗村的交通不便利，沟谷幽深，常有野兽出没，外界通往该村仅一条羊肠小道，只能靠步行或骑马。运输则用扁担、箩筐、背篓等为工具肩挑背扛。解放后，政府修通了到村寨的简易公路，交通状况得以改善，可以乘拖拉机进寨。2003年，政府投资将苗村原来的沙石路“黑色化”，改造为柏油路，使村寨交通变得相对便利。村民们平时可以乘坐农用车或电三轮出入村寨。以往从寨子去乡集镇步行需要好几个小时，现在坐车三四十分钟即可到达。 　　苗村主要有冯、石、龙、杨、孙五大姓。冯、石、龙三姓人皆为苗族，占村民人口90％。这五姓人相对集中地分布于5个自然村寨――下河、小茅坡、茶园、杨家界和孙家湾。龙姓和冯姓村民的居住地仅隔着一条小溪，两寨人交往密切。石姓村民除了居住在以龙姓为主的小茅坡外，其余大多住在茶园。从小茅坡营和下河步行至茶园需要一个多小时，平时茶园的石姓与冯龙两姓往来不多。杨姓、孙姓村民都住在与冯龙两姓相隔较远的杨家界和孙家湾。 　　不同的历史时期，苗村的经济生活有所不同。清代初年，苗村村民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居住在依山搭建的茅草棚中。后来受当地汉族影响，农耕经济逐渐发展起来，逐步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业生产发展很快，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民国时期，茅草棚在村中消失，村民们住上了与当地土家族、汉族相同的房屋。新中国成立后，苗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农业不断发展。改革开放后，苗村在传统种植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近年来，苗村进行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村庄经济模式出现新的变化：一是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引导下，当地政府计划将苗村建成药材生产基地，为村民们增添了新的经济来源；二是从2000年开始，当地政府利用苗村的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并已经进行了前期投入。受条件限制，苗村的民俗旅游业尚未大规模发展起来，但每年仍有不少游客来访，接待游客也能为村民带来一些收入；三是与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苗村人也被卷入打工潮中，青壮劳动力纷纷外出。据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