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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语文教育研究两个基本命题 　　“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是什么？关于这两个问题，近年来语文教育界探讨得颇为热烈。在一些“新理念”以及一些新术语的介入下，一些人的观点似乎令人耳目一新。本文也想发表一些看法，权当“老生常谈”。 　　考察“语文”一词，它最初是出现于“五四”以后讨论国文国语教育的文章中，例如，1923年穆济波在《中等教育》第2卷第5期上发表的《中学校国文教学问题》一文中，就曾讨论过“语文的本身是不是教育的目的”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针对一些人复兴文言、反对白话的主张，上海文化界人士陈望道、胡愈之、叶圣陶、黎锦熙、夏丐尊、马宗融等人联合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从而来抗衡文言复古以保护白话，他们在讨论“大众语”的文章里，便使用了“语文”、“大众语文”等词语。但是，“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名称则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小学教材的定名之时。翻阅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清末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语文类课程主要表现于“中国文字”(初等小学堂设)与“中国文学”(中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设)；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全国教育联合会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草拟了中小学课程体系，并于1923年颁布了中小学课程纲要，此时中小学分设的“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改称为“国文”；1932年以后，小学称“国语”，中学称“国文”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课书编审委员会将“国语”和“国文”统称为“语文”。 　　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语文”这个词并非古已有之，而用它来作为一门课程的名称也只是今人的规定。因此，对“语文”这一词的理解，我们一方面不能作训诂学的考证，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地照搬它的词典义作它被规定的课程意义上的理解。语言学家王宁就曾指出，“语文”不像“语言”，“语言”已经是个成熟的科学术语，而“语文”则是个未经规范的普通名词。①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切把握作为一门课程名称的“语文”的意思，而不去作望文生义的诠释，我们认为，现在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能去稽考命名课程的直接当事人的论述，无疑这样做是最为可靠的。(这就像父母给小孩起名字，起出来的名字究竟意义何在，父母自然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命名课程的直接当事人的论述是存在的： 　　“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文，练习作文，故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惟‘文字’含意较‘文学’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 　　上述叶老把作为一门课程名称的“语文”其确切意思以及它的起用时间、名称由来、目的意旨，甚至为什么不叫“语言文字”、“语言文学”等等诸多问题，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实不应有什么好存疑的! 　　既然语文就是语言，那么实际情形中语文教育是不是就是仅仅教学语言的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论是传统的语文教育，还是现代的语文教育，都决不是定语言为独尊的。语文是与人紧密相联系的，是与人的社会历史文化紧密相联系的，是与人的具体的生命活动相联系的。语文正是在历史与逻辑、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种属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语文实践活动其实就是一种生命活动，是生命活动才使得语言及语言文化有了今天这样的多姿多彩。因此，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语文教育本身必然包含着一种生命教育，语文教育就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的一种具体而丰富的生命活动，它绝不仅仅是停留在浅层的语言文字符号的教育上。即便从语言这一工具本身出发来看，“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语)，“语言是现实的思维，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的外壳又总是包含着思维的内容。”语言作为表达、承载思想(思维)的工具与载体，与思想(思维)密切统合着。在我们教学的各种语言作品里，可谓处处反映着大千世界的种种事实、表达着人们各种各样的观点态度、流露出人们丰富多彩的情思感触。正是由于语言与其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之间这种“外壳”与“内核”密切统合着的实质，因此，对于语文教育而言，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是根本不可能“井水不犯河水”式地被剥离掉，从而排斥在语文教育之外的。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就学习语文来说，思想是一方面，表达思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