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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与消息来源互动关系理论研究综述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从韦斯特利到吉伯的理论研究成果，分析了记者与消息来源之间互为鱼肉、探戈和游戏的关系，阐述了学者归纳的四种互动关系类型。包括共生关系、同化关系、对立关系和交换关系。同时指出，中国的人情关系也是记者和消息来源互动关系的重要考量。 　　【关键词】 记者;消息来源;互动关系;研究综述 　　消息来源有多种定义，台湾学者郑瑞城整理关于消息来源的系列研究后提出消息来源的综合定义：广义的消息来源，泛指能作为新闻素材的任何资料，这些资料是新闻工作者透过人物访问，收集文件和观察所得，其中，人物访问最常运用，也是最重要的新闻来源，所以，狭义的新闻来源单指人物而言。[1]本文以下内容采用其狭义理解。 　　一、从韦斯特利到吉伯的理论研究 　　记者与消息来源之间存在着多种关系的可能。就此，韦斯特利和吉伯等学者对之进行过理论化，他们均曾尝试用模式的形式来总结和归纳消息来源和记者的关系。 　　韦斯特利和麦克莱恩早在1957年就对此进行了尝试，在他们的模式中，媒介只是一个中性的管道，真正的传播者是消息来源，他们是基于某种明显的意图进入传播通道中的，扮演着“鼓吹者”的角色。[2]这样看来，新闻生产完全是受消息来源控制的，媒介和记者仅仅是一个传声筒而已。这一观点在麦奎尔看来是一种理想主义并且多少是规范的模式，它夸大了大众传播过程的一体化程度。因为鼓吹者可能根本就没有传播的意图而发出了信息，同时传播者可能按照自己的组织目标而行事。 　　之后，以模式的方法理论化消息来源与记者关系的莫过于吉伯等人，吉伯（Gieber）和约翰逊（Johnson，W.）认为，记者与消息来源常常是相互依赖的，但他们的关系是动态的。[3]他们在韦斯特利模式的基础上，将受众因素排除在外，提出了记者与消息来源的三种关系模式，见下图： 　　在上图所示的记者与信源的关系中，记者与信源均是独立的，记者履行其独立判断的职责，并不为信源所左右，自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 　　信源与记者关系还有两种可能，如下图所示： 　　上边左图表示，记者与消息来源虽然分属不同的机构，但是他们对相互功能的理解是一致的，他们处于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但是，由于两者仍然分属于不同的组织机构，所以他们首先受制于各自的机构。麦奎尔认为，这种关系模式在现实中更为普遍，“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目标，一个需要把独特的新闻报道发表在报纸上，另一个需要得到新闻，使他们的编辑满意”。[4] 　　上边右图中的第三个模式中，记者和信源合二为一，要么消息来源为媒介所吸纳，要么记者为消息来源所在的社会机构所吸纳，记者不再独立，对双方功能的认识也完全一致，吉伯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反映这样的状况：一张报纸或一个记者成为一个政治或其他社会系统的傀儡。[5] 　　当然，这三个模式并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记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并非总是分属于三种关系中的一种，他们的关系在不同时间不同状况下是不同的，甚至是高度易变的，因此，麦奎尔认为应该把吉伯的这三个模式看作是“连续统一体的各个阶段”。事实上，吉伯在对市政厅官员和跑市政厅的路线记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即已发现，双方既不可能完全是第一种关系，也不可能完全是第三种完全同化的关系，实际上，他们难分难舍、若即若离的。麦奎尔评价说：“更确切地说，这个模式多少是在一个讨价还价的关系中被挑出和建立起来的，在这种讨价还价的关系中，最初传播者的工作利益，最初信源的一些目标以及最终读者的利益，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6] 　　二、互为鱼肉、探戈、游戏 　　记者与消息来源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也是“互为鱼肉”的过程，“他们互为鱼肉，但没有人知道谁会成为菜单上的下一道菜”，[7]谁为鱼肉谁是刀俎则取决于哪一方占有更多的可供对方使用的传播资源，换言之，记者与消息来源是一种交易关系，交易或许是互惠的、双赢的，或许则因为一方占有更多不可替代的资源而使对方依赖于自己。 　　这种“互为鱼肉”、剑拔弩张的对立关系在甘斯这里显然更友善一点，在《什么决定新闻》中他对于信源与记者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仿佛是一场舞蹈，新闻记者需要接近消息来源，消息来源也需要接近新闻记者，“跳探戈需要两个人，要么信源，要么新闻从业者领舞”，这显然是一种互相依赖和需要的关系。这种互相依赖关系程度的加深，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共生关系”，这是一种“记者和消息来源之间各自负有责任义务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被安排在特定采访线的专线记者尤为重要，它加快了记者的工作，也将之复杂化。[8] 　　而对这种“共生关系”高度的依赖性提出修正性看法的是Wolfeld，他曾观察记者与三个抗争团体领袖间的动态社会互动关系，认为记者与信源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交换讯息及互利为始，继而因为各自拥有不同利益立场而随之改变关系，这是一种“竞争的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