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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百千形式中隐性价值 　　“三百千”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三部蒙书的合称，这三部蒙书被视为中国传统教育最具代表性的基础教材。隋唐时期，《千字文》已成为蒙学教材，到了北宋初期，《百家姓》出现，也很快成为重要的蒙童读本。到宋末《三字经》出现之后，以《千字文》、《百家姓》和《三字经》组成的所谓“三百千”的基础教材系统已经形成。直到民国，“三百千”都是中国蒙童学习的最基本教材。 　　 　　教材的“显性”和“隐性”部分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材料，这里将之分为“显性”和“隐性”两方面，纯粹是为了论述方便，事实上，所谓“显”和“隐”都属相对而言，没有绝对的“显”、“隐”之分。 　　所谓教材的“显性”部分，顾名思义，就是显而易见、容易为人所察觉的部分，如教材所用的文字、句式以及内容等；所谓“隐性”，就是教材中隐而不见的部分，如教材安排的原则、内容背后的意识形态、形式背后的教学理念等。 　　以教学而言，教材的“显性”部分一般都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容易引起注意，因此也往往是评价该教材的主要根据。以《千字文》为例，它以1000字编成，而且绝不重复，这是这个教材“显性”的特点，因此被视为识字教材的典范，成为《千字文》值得学习的原因。相反，如果人们认为教材的“显性”部分存在缺点，便会以此为例证，作为抗拒、反对甚至攻击该教材的证据。如《三字经》内讲封建伦常的内容，被认为“不足取”，便成为《三字经》有所局限的地方。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三百千”的讨论都多从它们的“显性”特征入手，议论它们的贡献和价值。如统计“三百千”的字数，整理重字，以论证这些教材对蒙童识字所起的重要作用。又如从简短句式、隔句押韵等表面形式的特点，论证这些教材适合蒙童背诵，进而得到“现代教材也应仿效上述形式”的结论等等。至于批评“三百千”的局限，也是抓住了它们的“显性”特征，那就是内容，议论它们内容中哪些不合时宜，哪些是思想糟粕等。 　　可是如从教育的角度看，学生学习的除了“显性”部分外，更重要的还有“隐性”部分。以“三百千”而论，内容方面的“隐性”部分，如儒家的哲学思想以及种种传统观念等，都因为被视作糟粕给“发现”了。也由于它们“曝了光”，人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隐性”自然大减，甚至变成“显性”了。 　　至于较少为人注意的是形式方面的“隐性”部分，也许有人会认为，既然内容方面的“隐性”部分因“曝光”而失去部分影响力和渗透力，那么还是不要将形式中的“隐性”部分大白于天下，不是更好吗？这番议论颇有道理，可是却不适用于“三百千”，何解？主要是因为“三百千”已不再是现时的教材了，当我们正在不断思考“三百千”的价值，不断琢磨它们如何为我们所用的时候，指出“三百千”形式中的“隐性”部分，反而可让我们认清“三百千”的价值，甚至可找到它们仍适用于21世纪教学的元素，从而正确认识我们的文化遗产，甚至继承我们的教学传统。 　　 　　“三百千”形式中的“隐性”部分 　　 　　“三百千”形式中的“隐性”部分就是：形式背后的教育理念。“三百千”的形式特点如三四字句、押韵等，一般被视为方便蒙童记诵的手段，除此以外，仿佛形式并不重要。笔者却认为“三百千”除了内容属学习重点外，形式本身也是学习重点，只是一直没有明言，《三字经》有着文章的基本结构，《千字文》则有诗歌的基本结构，形式特点以“隐性”形式，通过学习以至记诵“三百千”，蒙童能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有关诗文的语言能力。在这个基础上，蒙童便可从其他蒙书中，进一步完善诗文方面的语言能力。以下从形式等几个方面，进一步解说这些“隐性”部分的具体学习意义。 　　1.三四字句 　　“三百千”的三四字句，一直被视为蒙书理想的句式，但论者的角度往往只看到这种简短的句式较适合蒙童记诵这方面，较少人注意这三四字句的句式正是古代汉语主要句式―四六句的基础。《三字经》中的三字句，往往并不独立表意，而是两句一组，合并表意，这与六字句的情况没有两样，当然正因为将六字分为两句，对蒙童记诵大有帮助。但我们不应因记诵的方便，而忽略三字句在古代汉语句式中的重要性。至于四字句，在《诗经》等古代诗歌中已是常见的句式，既适合诗歌，也适合文章的写作。 　　2.对句平仄押韵 　　对于我们见惯这种对句形式的中国人来说，未必能认清这种形式的重要性。事实上，这种两两相对、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的句式，正好体现中国人那种重视相对又能互相配合的“对称思维”。 　　这种“对称思维”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如平仄和押韵。中国人讲求平仄和谐，因此除了对句中的各部分平仄相对外，对句与对句之间，往往也是平仄相对的。这种形式的安排，在“三百千”中可谓比比皆是，能给文章或诗歌带来音乐重复的美感。至于押韵方面，“三百千”基本上都是隔句押韵的，论者一般也从帮助蒙童记诵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