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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集聚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 　　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已经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国家不断地推出区域振兴规划也是想从政策导向上最大限度地弥补区域发展不平衡。本文运用要素集聚理论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问题一直是理论界所研究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尤其是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预期的结果,区域经济增长的极化现象尤为明显。本文研究试图改变以往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视角,将要素的空间集聚因素引入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之中,建立一个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新框架。 　　 　　一、要素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经济学上的要素,指形成产出的投入因素,如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从宏观意义上讲,是指增加整个地区或者国民产出的投入因素,即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其包含的范围要广一些,除了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因素外,还包括制度、规模经济、要素流动等等。 　　要素集聚就是各生产要素通过人类的经济活动集聚在某一特定区域,从而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要素集聚是区域经济乃至全球化经济一种特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它构成了区域经济和全球化经济的基础特征,也是生产要素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实现优化配置的具体体现。 　　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在特定空间的集中将产生两种可能的效果,即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所谓集聚经济是指由于集聚引起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及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收入或效用的增加;集聚不经济是指由于集聚引起的费用增加或收入、效用的损失。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同时存在,共同作用的结果表现为集聚效应。集聚经济及由此产生的集聚效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一方面,正的集聚效应带来了区域经济的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 区域经济的增长又会进一步引来更大规模的集聚。在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之下,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更高、市场规模更大,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更快,这又会吸引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入,而生产要素的流入又会进一步加强这种集聚经济效应,从而形成发达地区更为发达、落后地区更为落后的累积因果循环。 　　 　　二、要素集聚差异的成因 　　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之间的要素集聚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一致的,而且这种地区间的差距正在逐步扩大。引致差距扩大的因素很多,其作用方式或机制也相当复杂,既有自然地理和资源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也有发展战略、发展水平和政策选择等方面的主观因素。下面对造成我国区域要素集聚差异扩大的成因分别从政策的差别和制度的差异对各地区差异的成因进行解析。 　　1、政策差别 　　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有倾向性的财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政策和扶贫政策,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重大影响。一般来说,若政府倾向于地区平衡发展并选择此种政策,落后地区可获得相应的照顾与支持,有利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而如果政府倾向于地区不平衡发展并选择此种政策,先进地区能够享受到较多的优惠政策,则会加剧地区不平衡发展的状况。 　　我国东部地区的要素集聚度之所以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国家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扶持,不仅得到了财政、税收、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而且凭借本地区优越的地理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和外地资本率先发展起来,从而集聚了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这是造成东部区域和中西部区域要素集聚差距的主要原因。 　　2、制度差别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性特征尤为明显。尽管从全国经济发展角度看,具有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性制度安排,如宪法、法律乃至政治制度等,但各地区都有自己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具体因素,也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及道德观念等,这就造成各地区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不完全相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起点也就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又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特征,即所谓“历史在起作用”,也就是说现在的以及面向未来的选择决定于过去已经作出的选择,这样,区域间的制度因素也就影响各个区域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实际上,经济的、社会的变迁虽然是由许多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但制度是关键因素,所以制度因素的差异也就必然影响到各个地区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也不同;有的区域制度变迁一旦选择了好的正确的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的强化,从而使制度变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促进该区域经济效率迅速提高和增长,而有的区域制度变迁可能选择了错误路径,在路径依赖性作用下,使制度变迁走向恶性循环,最终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这样,区域发展的差异也就因为变迁的差异而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