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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逮捕价值回归 　　摘要：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逮捕的根本目的是保证诉讼，但在实践中，逮捕却已沦为侦查的辅助手段。立足中国逮捕实践的现状，本文从理论、立法和司法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其中的原因之后，认为当前的逮捕价值观急需纠偏，呼吁以“人权保障”替代“打击犯罪”作为逮捕的首要价值，以期减少对逮捕的不当适用。 　　关键词：逮捕；慎捕；人权保障；谦抑；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治国理政目标。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当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各项检察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审查逮捕作为主要的检察职能工作之一，也应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精神，严格履行法律职责，保障人权，维护稳定。中国现行的逮捕制度和逮捕实践，单从侦破刑事案件的效果而言是卓有成???的。但是，过分强调打击犯罪并忽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智，因为它背离了和谐社会的人权保障精神。为此，本文将尝试在和谐社会的视角下定位逮捕的价值，以期解决执法理念的错位问题，达到正本清源之目的。 　　 　　一、逮捕的本质、目的、作用和价值 　　 　　(一)逮捕的本质 　　逮捕是以国家名义实施的强制手段，从本质上说，逮捕就是国家为了方便自己，而在案件没有结论之前就先行剥夺了嫌疑人的自由。这种方便带来的负作用就是使公民的权利进一步缩小，也就是说公权侵占了更多的私权空间。我国逮捕制度在设计之初，已造成了国家公权力和个人私权利双方的权责不对等。其中，国家的公权力被想当然地扩大，国家可以以“维护秩序”为由“先抓后侦”，使本来在刑事诉讼中已很孱弱的个人及其私权利更加无助，导致双方在诉讼地位愈加不平等。按照我国刑诉法的规定，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一方诉讼当事人，因逮捕羁押的原因而被置于另一方诉讼当事人――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这显然又进一步恶化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 　　侦查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从范围上说，嫌疑人的范围远大于罪犯。德国法学家李斯特曾言：“刑罚如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益，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害。”刑罚尚且如此，逮捕作为判决前的事实上的惩罚①更是如此。用之得当，则是人权的捍卫者、自由的守护神；用之不当，不仅公民的人权和自由将受到国家暴力的侵犯和践踏，国家的利益也必将遭受损害。 　　单从剥夺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这一点看，可以说，逮捕的适用也是一种“恶”。在个案中，为了保证逮捕的正当性，必须保证逮捕的适用是“不得已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反之，只有当逮捕是“不得已的恶”时，才是正当的。因此，逮捕应坚持谦抑原则，②即在批准或决定逮捕的过程中，应当严格控制适用逮捕，坚持慎捕，尽可能地少捕，以减少逮捕给人权带来的潜在威胁，取得最佳的法律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既是人权保障精神的要求，也是由逮捕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 　　(二)逮捕的目的 　　逮捕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强制措施，其根本目的就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保证国家对刑事犯罪进行追诉能够有效实现，简言之，逮捕的目的就是保证诉讼。依据刑诉法第56、57、59条的规定，在自诉案件和取保直诉的公诉案件中，法院或检察院发现嫌疑人逃避或妨害诉讼的，可以在起诉阶段或审判阶段决定逮捕。这些规定都能反映出逮捕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其适用的目的和理由是只有一个：保证诉讼。 　　按照现代法制理念，刑事诉讼的中心是审判，由此推知，逮捕以保证诉讼为目的，其实就是以保证审判为目的，其适用应围绕着审判活动而进行。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从我国逮捕的实践情况看，绝大多数逮捕都发生在侦查阶段，①这容易给人以假象――逮捕服务于侦查，很多人正是被这一假象所迷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片面地将“侦查需要”作为逮捕适用的充分理由，这种思想和做法都是侦查中心观的现实反映。为此，我们强调，逮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诉讼，而不单纯是为了保证侦查。理由是：其一，侦查不是刑事诉讼的全部，不能将侦查等同于诉讼；其二，侦查也不是刑事诉讼的中心，围绕侦查决定逮捕的适用，势必会强化错误的执法观――侦查中心观，而这是有悖于先进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其三，对嫌疑人的权利而言，逮捕其实是以牺牲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来保证诉讼，这已然是“不幸”，如再以“侦查需要”为准决定逮捕的适用与否，可以想象，在诉讼的初期，侦查的需要“无穷大”，逮捕嫌疑人的理由也就“无穷多”，可以说，此时的逮捕已经迷失了方向，更毋庸说保持正当性了。 　　(三)逮捕的价值 　　诚然，逮捕作为性质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是保证诉讼的有效手段，但同时也不能忽视的是，它是以牺牲具体人的人身自由为代价的。逮捕的适用集中体现了公权(国家对犯罪的刑事追诉权)和私权(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的极度冲突和对抗。为达到公权与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