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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媒批判学派三大主流派别比较研究 　　[摘要]比较了西方传媒批判研究三大主流派别在理论上的异同，指出合理借鉴它们的研究思路。既重视社会结构对大众传媒的制约作用，又要注意到大众媒介组织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性，将有助于我们以更全面的视角开展对大众传媒的研究。 　　[关键词]批判学派；三大派别；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尹力，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3 　　[中图分类号]D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04－0181－04 　　 　　在西方国家的传媒研究中，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条是带有浓厚美国实用主义色彩的传媒效果研究，另外一条则是源自欧洲的批判研究。这两大路径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认识论上均存在重大差异，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长期以来西方传媒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研究框架的对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传播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补充与学习便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不断努力的方向。即便在传媒批判研究内部，也存在众多流派。弄清楚这些不同理论派别的研究旨趣及异同之处，不仅有助于我们合理借鉴不同理论的长处，而且也能为我们实现传媒学研究的某种程度上的整合提供一些思路。因此，本文拟从批判研究的三个主要派别人手来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以为我们当今的传媒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之处。 　　 　　一 　　 　　从根本上说，“传播批判研究不是特指某一体系分明的研究派别，而是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和主张”。而这其中，又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G?默多克和P?格尔丁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及以S?霍尔、D?莫利等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影响为最大。虽然他们都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媒介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并且都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理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但是它们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上却存在着差异，有的甚至大相径庭，而这也是导致不同研究范式出现的原因。 　　最早诞生于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是传播批判研究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该学派的学者本杰明、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均在不同时期对大众媒介(特别是电影和广播等)及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批判。他们“试图在阅读、审视、评判媒介产业和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分析揭示‘病态的’、‘畸形的’西方社会的本质和对立力量间的潜在斗争，以及将媒介塑造成意识形态工具的合法化社会基础，并为他们重建理想化的媒介图式提供证据”。他们研究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作为媒介组织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两个方面，其论述则涉及媒介、传播者、媒介产品、受众及传播体制等问题。不过从总体来说，他们对媒介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媒介的被控制”以及“媒介的控制”。所谓“媒介的被控制”，是指国家权力对媒介的控制；而“媒介的控制”，则是指媒介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控制工具对社会进行的控制。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通过掌控大众传播媒介使其成为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曾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过：“广播系统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切斯特农场不过是国家的烟草供给地，而无线电广播则是国家的话筒。”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资本力量和国家主义对媒介的“控制”、“收编”，所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宁愿用“文化工业”这个含蓄的词语而不喜欢“大众文化”这个表述。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种控制文化”，“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媒介本质上已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成为软性地维护国家统治和现存社会制度的工具。这就正如马尔库塞在驳斥“信息和娱乐媒介”论时说过的：“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因此，在激进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者眼中，媒介不仅是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它还是被国家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所以，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成为他们学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而他们的媒介批判也是通过对大众传媒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来完成的。 　　阿多诺在《意识形态》一文中就曾指出，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而“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另外，意识形态还通过有效地压制一切与它不相和谐的声音，成功地消除了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其结果是思想和行为的“单面性”，而“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订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