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悲剧理论搬入反思和我国悲愤理论体系继承.docVIP

西方悲剧理论搬入反思和我国悲愤理论体系继承 　　摘要:西方悲剧概念和理论搬入我国已有上百年历史,这种搬入与我国固有的“悲”#65380;“愤”艺术理论体系不合,且造成了我国文学#65380;艺术#65380;美学#65380;哲学等学界概念的混乱,而混乱的原因又主要来自西方#65377;因此,若要建立我国自己的与之相关的现代理论体系,就不能简单地将西方悲剧学说搬入完事,即便是由“搬入”进化为“引入”,经过了我们的咀嚼消化,它们也不适合作为基本的主干理论#65377;要建立基本的主干理论,还得依靠我们自己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理论体系#65377; 　　关键词:悲;愤;悲剧;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6)12-0113-04 　　若从上世纪初王国维运用西方悲剧理论(具体而言是叔本华的悲剧理论)研究红楼梦算起①,我国文艺界#65380;学术界搬入西方悲剧理论已有上百年历史②#65377;其间,这一概念和理论被广泛移用于古代小说#65380;戏剧甚至诗歌之分析,与我国现当代文学#65380;美学#65380;哲学界的引用互相呼应,似乎已经是一个成功引用的良好范例#65377;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较系统地接触悲剧理论,并非因为学术专攻,而是出于楚辞研究的需要#65377;因为关于屈原诗歌是否具有西方悲剧理论所阐述的特色,学术界一向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65377;一派认为没有,其根据是有些著名学者――如钱钟书#65380;朱光潜等,判定中国古代原本就未有合于西方悲剧理论意义的作品;另一派则肯定有――如陈世骧#65380;陈炳良等,认为屈骚明显展现出西方悲剧理论所阐述的某些特点,透射出悲剧精神的光芒#65377;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65380;朱光潜#65380;陈世骧等都是对西方悲剧理论有着透辟了解的具有权威性的学者(陈世骧#65380;陈炳良的文章还是以英文写成),这就使后来的研究者常有茫然无所适从之感#65377;笔者致力于楚辞艺术的研究,自然绕不开这一问题#65377;20多年来,经历了茫然#65380;彷徨#65380;犹疑#65380;选择#65380;判定等过程,思路渐渐清晰起来,发现问题主要不是出在表层――运用层面,而是出在根本的基础的层面上,故将陋见略陈于下,以就教于学者方家#65377; 　　 　　一#65380;“悲剧”概念与理论搬入我国所造成的混乱 　　 　　应该承认,上世纪悲剧概念的搬入,配合了当时的时代思潮,对于推进我国现代文学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它促使了中国现代悲剧意识的产生③#65377;然而,今天我们基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目标,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看问题,认真深入地考察一下悲剧概念引入我国学术界后的实际情况,其所造成的理论混乱的负面效应却很值得深思#65377; 　　目前在我国,悲剧可以指具有悲惨情节的戏剧,可以指与“悲”#65380;“愤”等有关的文学作品的风格,可以指与喜剧相对应的审美范畴,还可以指哲学上的人的一种命运和情结#65377;而我国与“悲”有关的戏剧#65380;小说#65380;故事乃至叙事诗之问世,少说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65377;长期的习惯使人们一见悲剧这个词,就自然而然联想到有悲惨情节的文学作品#65377;此种思维定势弄得理论界颇伤脑筋,于是试图增加某些词以示区别,例如以加一“性”字的“悲剧性”作为审美范畴,加上“风格”二字的“悲剧风格”作为文学风格之一种,加上“意识”二字的“悲剧意识”作为哲学中的一种意识,与此同时尚需附一大段说明以解释与悲剧的区别,而这种解释又常常很难令人满意#65377;就连最直接相关的文学#65380;戏剧界的“悲剧观”也陷于难以统一#65380;难以说明的泥淖之中#65377; 　　本来,王国维引入的“悲剧观”,主要基于美学#65380;哲学层面,它使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去领悟人生痛苦的本质,表现为对生活的一种哲学体验和认识#65377;这种悲剧观又基本是叔本华的,而叔本华是位悲观主义者#65377;他所以将悲剧视为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65380;“最高峰”,是认为它“以表现人生可怕的一面为目的,是在我们面前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65380;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们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65380;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陷”④#65377;王国维于《红楼梦评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悲剧就要“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解脱之鼎”,将三位一体的人生展现于人们面前#65377;显然,这种悲观主义的悲剧观与“五四”以后的文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