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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排污收费理论发展及其在我国实践 　　摘要：排污收费是使环境问题外部性内在化的一种有效方法。自庇古始，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但是，这一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对该制度进行理性思考，并对其在我国的实践作一个系统化的研究，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十分紧迫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环境保护；排污收费；庇古税；环境外部性；污染者付费原则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7)02－0014－05 　　 　　排污收费是世界各国在环境保护中最为通用的一种经济手段，是针对排污者向空气、土壤和水排放废弃物或产生噪声而征收的费用。排污收费是对生产过程的收费，收费数额同排放的污染物的数量、质量和对环境造成的损失有关。虽然在刺激企业采用新技术方面，与统一的环境标准政策相比较，可交易污染许可证、排污收费及排放补贴具有相同的优势，但是如果考虑技术扩散及促使监督机构改革，排污收费被认为是最有可能使福利最大化的选择。 　　 　　一、环境外部性与排污收费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1920)首次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在马歇尔(1890)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基础上扩充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和内容，将外部性问题的研究从外部因素对企业的影响效果转向企业或居民对其他企业或居民的影响效果。这种转变正好是与外部性的两类定义相对应的。庇古(1920)提倡通过采用集中的补助金或税收的形式把上述的外部影响以及其它的外部性内在化，这就是排污收费(emission charges)想法的最早由来。他建议：应当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使二者相等。因此，排污收费也称作“庇古税”(Pigovian taxes)。 　　庇古(1920)论述道，在客观上存在着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背离的情况下，依靠自由竞争是不可能达到最大国民收入量的。应当由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消除这种背离。政府这时应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对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征税，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小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实行补贴。庇古认为，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导致经济资源从边际私人纯产值小的地方转移到边际私人纯产值大的地方，以减少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之间的差距，其结果将使经济福利增加。 　　“庇古税”是由政府根据对(边际)环境损害的精确的社会价值评估来对社会最优的排放削减目标作出评价。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缺少有关损害的准确信息，由环保部门以准确的水平征收污染税几乎是不可能的，庇古式的解决办法被证明是不具备实践性的方法。因此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代替性解决办法”，例如旨在实现特定的排放削减水平的排污收费(Baumal and Oates，1988)或者设定一个“标准”。Baumol和Oates(1988)回避了帕累托效率，并开发出了更具有实践性的收费。在这里，收费要至少等于厂商问的边际污染削减成本，进而为污染治理的总投资提供最佳的费用一有效的刺激因素。人们把Baumal－Oates收费看作是庇古税的次优选择方案。这一收费系统的可选择措施包括通过财产权的分散化方法(Dales，1968)以及讨价还价的方法(Coase。1960)。 　　在Baumol和Oates(1988)之后，随着经济分析工具的不断发展，关于排污收费的实证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在许多文献中建立了十分类似的排污收费制度的经济模型，对这一制度进行数学化描述，使之更加成熟与完善。其中，H?范里安(1994)以上游的钢厂和下游的渔场为例，构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排污收费数学模型。范里安(1994)的模型证明，为了使钢厂减少污染排放，一种有效的办法就是对它征收相当于“庇古税”的数量的税金。 　　排污收费是一种广为人知的环境分散管理方法，这一制度为人们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个方案下，管理部门对向环境排放的每一单位污染物征税或收费。研究表明，与其他有关的环境治理措施相比，在刺激企业改用污染较小的技术方面，在促进这些新技术的扩散方面，在促使监督机构调整环境控制政策方面，排污收费的效果比排放补贴、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以及一致的环境标准政策的效果要好。概括来说，排污收费制度具有如下两方面优点：(1)成本优势与经济刺激。排污收费制度可以提供给企业减少污染控制成本的持续动力，促使他们控制和消减污染排放。在排污制度下，排污者需支付一定数额的排污费，这给排污者施加了一定的经济刺激，从而促使排污单位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的积极性。(2)分散控制与资金筹集。排污收费要求所有污染源都采取某种行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