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中国化若干策略问题.docVIP

西方文论中国化若干策略问题 　　西方文论的引入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变革与创新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同时也造成了事实上的挤压效应。“西方文论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对此作出的理论回应。作为具体的融合策略，“无能为力说”、“中体西用说”以及“话语改造说”，尚存在不完备之处。文章以叙事学的中国接受为具体视角，认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可以通过立足通约性、注重实效性，立足普泛性、侧重民族性，以及立足主体性、保持开放性的融合策略来加以解决。 　　[关键词]西方文论；叙事学；中国化；中国接受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4-0112-06 　　刘亚律(1970―)，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四川成都 610064) 　　本文系江西省“十一五”社科规划课题“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06WX35)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大规模引入，被认为是中国文论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第三波浪潮。与西方文艺纷至沓来的迅捷相比，百年中国文论的转型之旅虽不能说是裹足不前，却也举步维艰。在背负传统与面向世界之间艰难穿行的当代文论除了左冲右突外，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正是在此现实情境下，中国学界继“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之后，近年来又提出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命题，试图从中探寻出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拟以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为具体个案，通过总结其接受特点，探索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某种可能途径。 　　 　　一、困局：西方文论的“双刃”效应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西方文论中国化”命题属于影响研究之范畴，西方文论进入中国构成其理论前提。一种民族的(或质态的)文学(文化)对另一种民族的(或质态的)文学(文化)的积极意义业已为文学(文化)史上的成就所证明。罗素就曾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1](P8)同样，没有印度佛学的远播中土，就没有中国禅宗文化的形成；没有高扬主体精神的中国道学与禅宗文化的深厚滋养，很难说会有鲜明日本文化特色的“物哀”观念与“俳句”的产生。世界文学美妙多姿得益于各民族文学养分的共同培育。正是因为有了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影响，才“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P255)。 　　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论来说，引进西方文论的意义突出表现为异质理论资源的多重呈现。所谓异质，是指西方文论有着迥异于中国古典文论传统的思想底蕴、运思方式与话语形式，为审视中国文论传统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参照系，通过中西并置的比照作用，有助于学界更为明晰地检视中国文论传统的优势与不足；所谓多重，则是指西方文论资源知识构造的丰富性与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一味奉苏联模式为圭臬，强调政治挂帅与主题先行，社会历史批评与阶级分析方法被无节制地滥用，成为经主流意识形态许可的唯一言说方式，其结果是，本该生动活泼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被简化成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字注脚，在封闭的环境里陷入狭隘僵化的死胡同。因此，西方文论资源的进入，有助于学界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为文学理论的变革创新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 　　西方文论的引入是在西方文明快速推进经济全球化、积极推行文化渗透与扩张战略的背景下进行的。它在促进思维方式与批评范式变革的同时，也造成了文论话语民族性的严重式微，以及言说模式日益趋同的现象，从而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深深忧虑。作为在不同社会与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形态，在讲求科学逻辑性的西方文论与讲求直观经验性的中国传统文论之间，本来难以也没有必要做出孰高孰低的价值评判。在受时空条件制约的历史年代里，二者有如并行不悖的平行线，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各自独立运行。但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以理性主义为精神内核，以科技进步为外在表征的西方文明，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与商业实力，强势地主导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方向。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这种强势除了表现为西方文论知识系统的世界性输出外，也表现为其话语规则与言说方式的强势。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说，就是西方文论以明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以及系统的论说确立了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范式优势，成为现代学术规范的通则与共识。这种强势范式给中国传统文论思维与言说方式造成的巨大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我们当下无法逃避的客观现实。如何既契合西方范式通则又留住民族文化传统，成为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探索：既有理论的若干尝试 　　尽管国内学界提出“西方文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