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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戏剧对雷雨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旧文化交替，中西文化相互渗透，各种新思潮、新流派、新观念互相交织，一大批外国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左拉、狄更斯、莫泊桑、泰戈尔、易卜生、莎士比亚及其作品被相继介绍到中国，并对现代的中国作家及其创作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话剧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中国现代话剧作家在创作中也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西方戏剧的影响。 　　《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的“社会悲剧”、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和古希腊的“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雷雨》是话剧这一西方艺术形式本土化的一个典范。 　　 　　一、易卜生“社会悲剧”的影响 　　 　　曹禺曾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我为他的剧作谨严的结构，朴素而精练的语言，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发出的锐利的疑问所吸引”。易卜生作为“现代戏剧之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广泛的，“五四”时期出现的大量的“问题小说“和”问题剧”都是学习易卜生的结果。易卜生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文学，包括整个社会，他笔下的娜拉，几乎成了“妇女解放”的代名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有力的揭露，因此，易卜生的戏剧又称“社会悲剧”。有学者认为，曹禺从易卜生那里学到的比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还要多。他不仅学会了如何关注妇女问题（在繁漪、陈白露身上可以看到娜拉的影子），也不仅学会了如何关注社会问题，学会了如何面对“我们的遭遇”，而且，更学会了在剧中如何安排人物与事件的复杂关系，如何制造悬念、处理高潮，如何运用象征的手法等等。比如，他也像易卜生一样，把次要人物也当作主要人物来写，以至于《雷雨》的主角是谁也成了一个问题，蘩漪、侍萍、周朴园三个人物主次难分。 　　在中国，创作思想上与易卜生相通、并在创作上得到易卜生创作真髓的是曹禺。“五四”时期创作的“社会问题剧”数量虽多，但艺术上比较优秀的却寥寥无几，《雷雨》是写得最好最成功的剧作之一。《雷雨》与《玩偶之家》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玩偶之家》演出获得成功后，当有人认为易卜生这个戏是宣传“妇女解放”，为“女权运动”做出了贡献时，易卜生说：“我的戏剧，没有一部是有意识地要去宣扬我的主张而写的。我主要是一位诗人，而更少是社会上一般人所认为的社会哲学家。……我把它更广泛地看作是‘人’的问题……我的工作是描写‘人’。”而曹禺在谈到《雷雨》的创作时说“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鲜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两位世界级的戏剧大师对各自的得意之作的创作思想可谓异曲同工。不论是易卜生还是曹禺，不论是《玩偶之家》还是《雷雨》，作家创作的初衷都不是为了某种政治宣传的需要，也都没有要刻意地要去表达什么思想，而是用心去感受生活，写出了他们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情感冲动，使之成为诗意化的作品。也正因为此，他们创作的这两部作品才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诗意的美感，其人物形象才有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仔细研读两部剧作，我们可以发现《玩偶之家》对于《雷雨》的影响是很大的。《玩偶之家》中，易卜生描写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同样，《雷雨》写的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所不同的在于它是一个中国式的资产阶级家庭――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易卜生在剧中着重描写了一对夫妻――娜拉与海尔茂，曹禺也在剧中描写了一对夫妻繁漪和周朴园，所不同的是后者在剧中未作为重点来写；易卜生在剧中提出了妇女的人格独立、男女平权问题，曹禺虽然表现得没有易卜生明显，但在客观上也提出了相似的问题――妇女的个性解放、精神自由。而最为重要的是，两位大师都着力塑造了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 　　娜拉是作为丈夫海尔茂的附属品而存在的。她为丈夫的生活而生存着，她是她丈夫的“小鸟儿”、“小松鼠”，是甜嘴的“小宝贝”。娜拉在林丹太太面前炫耀丈夫对自己的爱时，就这样说：“托伐那么痴心爱我，他常说要把我独占在手中。”海尔茂的这种占有，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视娜拉为自己的玩物。在《雷雨》中，周公馆里人们的活动是操纵在周朴园的手中的，可以说这也是一个“玩偶之家”，繁漪也是玩偶，是周朴园的玩偶。周朴园逼繁漪吃药的一幕表面上看，周朴园似乎是为繁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