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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困境解决方案及启示 　　摘要：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实际就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更准确地说，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形态“一元独大”，并且日益膨胀，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形态。这就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的合法性理论的终结，合法性理论本身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为此。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 　　关键词：现代性；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4-0163-03 　　 　　就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内涵来说，它应该有两种形态：一是实质合法性，二是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指的是基于实质性利益的合法性，这种实质性利益主要关涉到一个社会基本的伦理价值或道义原则，例如传统政治社会中的“正义”观、自然法、宗教信仰等，现代民主政治社会中的富裕与文明、公平与正义、自由与法治等。一般来说。社会中基本的伦理价值和道义原则具有超强的解释力，政治统治一旦获得了社会中流行的价值观和道义原则的认可。有利于维护政治秩序和稳定政治统治。然而，这种合法性形态往往会致力于寻找一种永恒的或普遍的价值标准，在理论上容易陷入绝对主义的困境，而在实践上则可能导致乌托邦。 　　形式合法性指的是基于所运用一定形式或手段的合法性，但这种形式并不指向实现特定的实质性利益。也就是说，这种形式主要是从程序或技术层面上来讲的，它意味着在事先制定好的一般规则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如“社会契约”、法律制度、投票选举等。可见，形式合法性追求的是一种外在规则的普遍适用，这种合法性形态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工具性的特征。正是基于这种工具性特征的倾向。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社会中形成了诸多形式化、程序化的法律制度、官僚制度、政党制度等比较完善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但是，随着形式合法性形态的膨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实质合法性形态的萎缩，从而弱化了对实质性利益的追求，这又是造成制度僵化、人际关系冷漠、人的片面发展以及各种社会冲突等的重要根源。 　　 　　一、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困境 　　 　　(一)现代性的内涵及实质 　　对于“现代性”的内涵，许多思想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解释也许更为合适：现代性就是对人类过度理性化与科学化的彻底反思。 　　首先，现代性观念自产生起，就与理性结下了不解之缘。康德以其著名的“三大批判”论证了道德的可能性条件，这些条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理性的彰显。黑格尔更使理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认为理性就是一种“绝对观念”、“绝对精神”，是万物的本原和实体。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也高举“理性”大旗，本意在于批判宗教神学对人类理性的禁锢，然而，对理性的过分强调又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理性人”代替了传统社会中上帝的位置而成为新的崇拜对象。就理性的概念。韦伯曾作了这样的分类解释：所谓理性，我认为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工具理性(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实质理性)。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中，这两种理性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可以说，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更多地体现了工具理性的发展。然而，正是“工具理性行为把功利的目的视为唯一目的，势必会漠视人们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价值，从而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的常规化和僵固化。使社会生活丧失多元价值的创造性”。这种工具理性主义反应到政治合法性理论上来。就使合法性概念失去了原初的实质意义的层面，逐渐沦为―个形式性工具概念，这正是近代以来使实质合法性形态逐渐衰微，而形式合法性形态日益彰显的重要原因。所以，西方现代性的过程就是人类理性极度彰显的过程，这里的理性是指工具理性。 　　其次，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和“技术理性”休戚相关。近代西方社会，科技革命对许多方面的影响并不逊色于启蒙运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甚至它的影响更为深远。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经这样评价科学的作用：“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至，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的主题。由于科学在技术上的广泛应用，使物质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使许多人包括一些政治思想家、社会学家等认为，新哲学(或新的社会学科)只能是使自己变成实证科学或实证科学的附属学科才有出路。从斯宾塞的“政治有机体理论”到孔德的“社会实证主义”，从百科全书派的“机械政治论”，到20世纪初期兴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就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逐渐渗透到政治社会领域，甚至在一切社会领域形成了一种技术理性。在这样的学术研究氛围下，社会学科和政治学科不断构建“工具性”的理论体系代替传统“价值倾向”的理论体系。正是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