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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批判乾嘉考据诗风反封建意义
袁枚批判乾嘉考据诗风反封建意义
摘 要:袁枚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态度与他对乾嘉考据学风的态度紧密相联。他没有主张诗歌要绝对排斥考据,认为只要适量和切入得好,考据可以入诗,考据诗也是诗歌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反对将大量考据内容放进诗中,反对以考据家的眼光来评诗、注诗。他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不仅维护了“诗本性情”的审美传统,也是对以“经术”和“文治”相标榜的封建专制文化的鲜明抵制。
关键词:袁枚;考据诗风;诗本性情;反封建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2―0222―04
一
钱仲联先生说过,我国文学史发展到清代,出现了学风明显影响诗风的特殊情况。①吴孟复先生也说,清诗当然受时事的影响,但直接的还是受学风的影响。②所以,要论述袁枚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态度,先得说说他对乾嘉考据学风的看法。
袁枚性不耐沉寂,不喜考据之学。他说:“考据者如计吏持筹,必取证于质剂契约之纷繁,而圭撮毫厘所必争也”③,“执一经而说之,如射旧鹄,虽后羿操弓,必中故所受穿之处;如走狭径,虽?H?H小步,必履人之旧迹也”④。他批评乾嘉学人轻著述而重考据,指出:著述与考据“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一耻言蹈袭,一专事依傍……二者相较,著作胜矣”⑤,“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为己;考据家待人辨析,近乎为人。此其先后优劣不待辨而明也”⑥。所以,他说:“考据之学,枚心终不以为然……考史证经,都从故纸堆中得来。我所见之书,人亦能见;我所考之典,人亦能考。虽费尽气力,终是叠床架屋,老生常谈。有如贾人屯货,胥吏写供,得人之得,而不能自得其得。……不过天生笨伯借此藏拙消闲则可耳,有识之士,断不为也。”⑦这些话反映出袁枚不喜考据之学乃因为其缺乏独创精神:考证材料雷同,皆“故纸堆中得来”,彼此无区别;考证对象雷同,你可考它,我亦能考他;考证结果雷同,“老生常谈”,缺乏新见。⑧
袁枚不喜欢考据并不意味着他就一概反对考据,事实上他对考据也不是“断不为也”。孙星衍在《随园随笔序》中说:“先生弃官山居五十年,实未尝一日废书,手评各史籍,字迹历历犹在,则亦未尝不时时考据。”⑨袁枚自己也曾说“贾孔注疏,亦俱涉猎”⑩,“(考据)我亦偶然愿学焉”(11)。他做过考据,且做得好,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言之有据。他的《随园随笔》在涉览极博的基础上,参稽钩校,对发现的错误或异同处穷究原委,辨析核实,不失为征引详博、考辨精审的考据学著作。故有论者说“袁简斋大令亦有考据,究非专家,故诗文造诣特深”,甚至有人认为“袁枚亦精于考据”(12)。袁枚对考据精审又有断制的学者如钱大昕、王鸣盛、王昶、程廷祚、朱筠、程晋芳、孙星衍等人很是钦佩的。如他称钱大昕的考据“先得我心”(13),称赞程廷祚的考据“其思深,其义远,?Τ睹钤?,皆前儒所未发”(14)。在《随园诗话》中,他还特意标举出程廷祚所作的一则关于孔庙立“灵星门”的考据,并赋诗一首以赞之。(15)
但袁枚对乾嘉考据学风整体上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乾嘉考据学风总体上有三个弊端:
一是以考据相高。士人普遍“自抱‘六经’而后足”,“以穷经为勖”(16)。袁枚对此批评道:“郑、马笺注,业已回冗。其徒从而附益之,抨弹?w驳,弥弥滋甚”(17);“本朝尚考据,趋之者,如一丘之貉,累万盈千”(18);“一瘩哄之市,是非麻起,烦称博引,自贤自信,而卒之古人终不复生”(19)。他回复考据家惠栋主张士人当以考据为务时说:“倘从足下之言,而惟经之是穷,则足下终日仰首屋梁所自矜独得者,不俱危乎?”(20)委婉地对惠栋等人醉心于冥搜苦寻之中,不敢有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提出异议。
二是对汉儒盲目迷信。清代考据学在摆脱了对宋儒的迷信以后,又陷入对汉儒的迷信之中。袁枚以其远高于一般朴学家的卓识和勇气指出:“宋儒凿空,汉儒尤凿空也。”(21)他采取“以经证经”的方法,用许多不可辩驳的证据痛斥郑玄、马融、孔颖达等一脉相承的汉学派“拘牵附会,穿凿??张,殊非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旨”(22)。他痛惜乾嘉学界把郑玄、孔颖达等人的注疏捧为不可置疑的经典:“庸庸者习常隶旧,犹且不暇,何能别有发明?其长才秀民,又多苟且涉猎,而不肯冒不韪以深造。”(23)
三是考证琐碎附会。他说:“近日穷经者之病”,在于“以琐琐为功”,“即如说《关雎》,鄙意以为主孔子哀乐之旨足矣;而说经者必争后妃作,宫人作,毕公作,刺康王作。说‘明堂’,鄙意以为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说经者必争为即清庙,即灵台,必九室,必四空,必清阳玉叶。问其由来,谁是秉《关雎》之笔而执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说经,大率类此。最甚者,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徐遵明误康成八寸策为八十宗,典说不已”(24),真所谓“琐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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