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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道歉异化现象成因分析 　　摘 要：近年来，行政道歉事例大量涌现，但其中的异化现象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民主精神和责任意识普遍淡薄，缺乏行政道歉茂盛生长的土壤；行政道歉基础研究严重不足，使得行政道歉的实践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现有行政道歉规范不尽合理，无法有效地指导和规范行政道歉实践活动。 　　关键词：行政道歉；异化现象；后续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123-02 　　随着问责理念的推广和深入，行政道歉事例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其中能够如期实现行政道歉功能的比比皆是，例如2008年瓮安打砸抢烧突发事件，曾一度形成难以控制的局面。最终因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亲自致歉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有力措施而得以迅速平息。但是行政道歉在实践中的异化情形也并非罕见，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08年9月30日，石家庄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王建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三鹿奶粉事件向公众表示道歉。其中将错误首先归于“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1]。这一行政道歉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反而引发更为广泛且严厉的批评，被批为是“对权力、而非对权利的道歉”。不仅如此，行政道歉中“作秀”道歉、“被迫”道歉、“洗责”道歉、“缺位”道歉等变异现象屡见报端[2]。因此在这样一个“道歉”的时代，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行政道歉事例的表面，深入进去，会发现其中更多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成因分析将有助于我国行政道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发展。 　　一、民主精神责任意识普遍淡薄 　　有学者经过实践研究发现，33%的中国上司在出现错误时不向下级道歉；而美国上司则没有一个会采取这种做法[3]。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地位高的人一般不会向社会地位低的人道歉，长辈通常不会向晚辈道歉。而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致歉者，致歉对象和致歉者之间是可以互换的。另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中国受试者把“面子”与道歉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如果他们认为某种道歉很丢“面子”，就会尽可能地想办法不道歉；而英国受试者并不认为“面子”问题与道歉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在考虑是否道歉时并不考虑道歉是否会丢“面子”，因为他们更加注重评估情节的严重性[4]。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别呢？ 　　社会人文学博士吉尔特?霍夫斯坦德（Geert Hofstede）教授的权力差距理论[5]认为，中国是个大权力差距的文化国度，社会结构等级性以及人们头脑中的等级观念较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人们认可并接受的。因此，人们在道歉的时候，因致歉对象不同，其道歉策略亦不同。“上对下、长对幼、尊对卑”的道歉策略可能就是根本不道歉，而“下对上、幼对长、卑对尊”的道歉策略可能是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道歉。行政道歉是权力向权利的道歉，属于所谓的“上对下、长对幼、尊对卑”的道歉，被认为是很伤面子的事情，所以行政道歉本身会令致歉主体感到非常难以接受。“这里既有他们放下身段的千般不愿，有他们面对民意的不适，和对上级领导压力的内心权衡，更有他们对如何承担政治和法律责任的复杂思虑。”[6] 　　中国是一个有着2 000多年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民主精神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以持续性地蓬勃发展，固有的对国家和权力的顶礼膜拜造成整体性的责任意识淡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当官的习惯了当“官老爷”，做民的习惯了“俯首称臣”。这是上千年的习惯，既然是习惯，就会有一定的惯性，且这种惯性伴随着文化的传承一直延续至今。致歉主体不习惯行政道歉，致歉对象也不习惯被行政道歉[7]。即使官员做错事而道歉时，通常也只是向“上”道歉，而非向人民道歉。人们严重缺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普遍性匮乏，致使其政治参与意识淡薄，服从心理和政治冷漠心理占据主导地位，最终使得整个社会“官本位”思想成为意识结构、政治伦理中的主流价值观[8]。可见，在我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缺失“上对下、尊对卑”的道歉理念，缺乏行政道歉茂盛生长的土壤。因此，由上至下的行政道歉，要求“官老爷”向“平头百姓”低下头、承认自己错了的行政道歉，其难度可想而知。更何况权力的自我防御、逐利避害的本性，也会使得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抗行政道歉的责任或者做出种种异化的行政道歉以规避和消减应负的法律责任。 　　二、行政道歉基础研究严重不足 　　“行政道歉”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正式提出始于2011年笔者的博士毕业论文“法治视野下的中国行政道歉制度研究”，至今尚且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和普遍接受，相关基础性研究仅仅是建立在尚且不够发达的关于“官员道歉”和“政府道歉”的初级研究基础上，“行政道歉”的独立基础性研究从全国范围上看还是寥若晨星。笔者最近一次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