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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人研究本质区别 　　摘要：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理论上存在严重悖论，经济人假设的泛滥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社会秩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研究方法论更具有科学性。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的发展”，研究目标是推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增加和分享剩余”。增加和分享剩余的评价方法是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人剩余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1)10－0001－05 　　 　　人的发展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人的发展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人的发展问题，但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存在不同认识，因此，要对人的发展经济学进行研究，首先要研究不同范式的经济学是如何研究人的。 　　 　　一、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悖论 　　 　　在不同经济学范式中，关于人的行为有不同的认识。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行为假设为经济人。经济人有三方面的规定：一是在行为方式上完全自利；二是在行为能力上完全理性；三是在行为目标上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三方面的结合，就勾勒出了经济人的形象：在完全理性的支配下，能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长期以来受到其他经济学范式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中都有很多对经济人假设批判的文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主要从人的行为的社会性出发，认为经济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生产关系，把人的经济行为完全看作是一个超历史、超阶级的行为，是一种理论的虚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经济学中研究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历史的、现实的人”。演化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理性选择上，在演化经济学看来，人们的经济行为根本不存在理性选择，相反，他们的行为主要受习惯、道德、习俗等非正规制度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人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也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演化经济学提出经济学中研究的人是受习惯、文化、道德等约束的“制度人”。 　　针对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新经济人”假设，他们把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修改为“有限理性”，把利益最大化修改为“效用最大化”。用新制度主义的话说，这种修改是为了使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来看，只有这种修改，才便于他们对制度和交易费用进行分析。因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制度是被抽象掉的，企业被视为“黑箱”，这样企业和消费者一样，完全可以假设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恰恰是被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的“制度”，而制度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集合，要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经济人还是完全理性，那么制度就没有必要了；如果经济人仅仅是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那么企业中的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就无法解释，因为这些行为并没有给偷懒者直接带来物质利益。新制度经济学把利益最大化修改为“效用最大化”，可以用来解释偷懒行为虽然没有带来物质利益，但却能带来效用满足。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这种修补对拯救经济人假设本身无济于事。 　　从人的角度来看，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的最大化问题在于它造成整个理论体系关于人的认识存在内在悖论：在交换领域，每个人作为经济人都是能够作出有利于自身最大化的主体，但在生产领域，雇佣劳动者不是作为经济人，而仅仅是作为生产要素而存在。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进行，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标进行理性选择。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劳动者；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资本所有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 　　可是，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看到的却是与“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另外一番图景，在那里，能够按照“经济人”行为行事的只能是资本所有者(或称之为厂商)。他们可以依据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等函数关系，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为实现最大化目标，任意选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排列组合。而劳动者，则仅仅被视为同资本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在这里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完全被剥夺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正是由于把劳动者仅仅看作同资本、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得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都具有生产性，在生产的过程中，它们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每个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可以通过边际生产力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也就成为分配理论的依据。对此，萨缪尔森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理论是作为对收入分配理论讨论的序曲，“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