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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法制影响 　　摘要：佛教对中国古代法制影响深广。首先，唐代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论争，实质上是佛教平等思想与儒家忠孝思想的冲突关系在法制上的反映，体现了佛教礼仪影响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一个侧面。其次，由佛教慈悲思想衍生出信徒应禁杀的“断屠月”与“十斋日”之礼，不但是对传统“秋冬行刑”制度的有效补充，而且也对古代法律的残酷刑杀起到一种比“秋冬行刑”效果更为显著的缓和性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是刑罚文明化、人道化的一种表现。再次。佛教的戒律不但有利于德主刑辅的教化，而且也鼓励一般民众修持向善，因此戒律的提倡能够起到减少犯罪的发生，有助于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但以佛教戒律来替代刑罚处罚，则是司法不公，正与司法恣意性的反映。最后，禁止盗毁佛像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戒律与礼仪对立法的影响；禁止“私人道”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规模与国家税制、兵役制度的冲突关系对立法者权衡利弊考量的影响；僧侣犯奸罪加重处罚的特殊规定，实质上彰显了僧侣身份的特殊性对立法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礼仪；中国古代法制；法律思想 　　中图分类号：B949；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3-0105-09 　　 　　秦汉以来以律令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法律，经过魏晋南北朝尤其北朝胡族政权的发展，至隋唐时期已经成为完成度极高的法典。同时，自东汉时传人的佛教，经由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阶段迅速本土化而更加兴旺发达。这一时期的佛教与法律呈现平行发展，都在隋唐时期形成一个高潮，并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法制)发生更大的影响。目前论述佛教与法律的关系多集中在探讨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及寺院、僧侣的规范上，反观佛教影响法律的研究，除了极少数的先行研究，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甚至还可进而探讨东亚各国在此问题上的异同及其原因。∞拙文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足够重视并加大研究力度。 　　 　　一、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所隐含的法律思想：以唐代为例 　　 　　僧尼是否致拜君亲问题，自南北朝以来就争论激烈，在国家权力与佛教势力间呈复杂交错发展轨迹的唐代，其争论也颇为曲折，直至宋代以后才得以平息。宋代沙门的奏章中出现了“臣顿首”等字样，明清律明确规定僧尼必须致拜父母，祭祀祖先。 　　唐代关于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论争过程如下。唐高祖时期承袭隋朝旧制，并没有强制僧尼致拜君亲。太宗贞观五年(631)“春，正月，诏僧、尼、道士致拜父母”。由于僧尼反对运动的高涨，两年后撤销。高宗显庆二年(657)，下诏指责僧尼不仅不礼敬父母，反而接受父母等尊亲属礼拜的行为“有伤教名，实皲彝典”，应严禁这类有违人伦的礼仪。龙朔二年(662)四月十五日，更发布了《命有司议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此敕规定致拜的对象范围不仅包括皇帝和父母，而且包括皇后和皇太子，立即遭到佛教界的强烈反对。朝廷只好于六月初八日颁布《令僧道致拜父母诏》：“今于君处，勿须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弥深，祗伏斯旷，更将安设?自今已后，即宜跪拜，主者施行。”也就是说，只令僧尼拜其父母，而撤回对君王等人的致拜。佛教界虽然对于能够阻止拜君王而颇感得意，但是仍然不能接受拜父母，他们坚持出家人不论对父母还是对君王不拜的道理是一样的，反对运动依然持续。没过多久，朝廷连拜父母诏也撤销了。玄宗对致拜君亲的问题态度强硬，开元二年(714)闰二月初三日发布了第三次命令僧尼拜父母的诏书《令僧尼道士女冠拜父母敕》，所谓“谋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后不出院，其法颇峻”。但拜父母之令旋即罢之。开元二十一年(733)十月又发布了《僧尼拜父母敕》。到肃宗时，由于肃宗崇佛至极，不再强制僧尼拜君王，但是没有留下关于拜父母的诏书。此后唐朝基本遵守玄宗之制，《新唐书?百官志》日：“道士女冠僧尼，见天子必拜。” 　　唐朝之所以在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问题上屡有论争，实质上是王法与佛法谁优先的斗争，更是佛教平等思想与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之间冲突、妥协关系的曲折反映。 　　自汉代起，儒家思想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多元文化结构的核心思想，更成为正统法律思想。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明显具有等级性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三纲五常”之中。“三纲五常”为帝王的统治和法律制度的设计提供了正当性，稳定了君王与臣民、家庭内部尊卑长幼的纲常伦理关系，进而维护了以身份等级制度为特征的统治秩序。这样的身份等级思想每每映射在中国古代法典之中，诸如“上请”、“八议”、“官当”、“十恶”、“五服制罪”等。学术界认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就是法律的“伦理化”，“意即中国古代法律于此开始逐渐接受儒家礼教的影响和支配”，可谓得其精髓。 　　平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