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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侠客归顺清官叙事模式产生与演变 　　摘要：从侠客内涵的演变人手，具体分析了游侠、私剑和侠客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清代小说中常见的侠客归顺清官或君主这种叙事模式的演变轨迹，认为清代侠义小说中侠客归顺清官或君主模式始于《水浒传》或者唐传奇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东汉。 　　关键词：侠义文学；《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三侠五义》，侠客归顺模式 　　中图分类号：1207.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5-0745-04 　　 　　众所周知，在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独立特行的侠客们统统纳入了清官的麾下，从个体英雄变为朝廷的忠仆，这是该时期侠义公案小说的基本模式，如《荡寇志》、《三侠五义》以及《七剑十三侠》、《绿牡丹》、《施公案》等小说，对于这一模式产生的原因，除了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方面进行讨论外，有研究者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进行溯源，并将这一模式上推到《水浒传》。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认为唐传奇是侠客归顺模式的文学本体渊源。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这一模式最早应该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 　　 　　一、侠的正名：游侠与私剑 　　 　　要讨论《史记?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对后世侠义文学的影响，首先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刺客与侠客的关系问题，因而有必要先对侠客的演变轨迹做个简单的概述。 　　关于侠的起源和相关问题，前辈学者如章太炎、钱穆、冯友兰等都有比较详尽的论述，但争论也比较多。大致说来，侠出现在春秋战国王纲解体之际，他们与先秦的儒、墨关系密切，并且具有任侠使气、独立不羁的特点。但从文献的角度看，最早记录“侠”的是韩非子。《韩非子?五蠢》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传统的观点释“私剑”为“侠客之剑”，将“群侠以私剑养”解释为“群侠由于是私门的杀手而为君主所养”。章培恒先生认为“私剑”即“私门”之“剑”，“群侠以私剑养”如果“释为‘群侠由于是私门的杀手而为君主所养’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样解释的前提就是把‘群侠’全都作为私门杀手，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像战国四公子那样的人物就并无担任私门杀手的经历。所以，此句实为‘群侠以其私剑养’之意，与其上文‘诸先生以文学取’(此句实也为‘诸先生以其文学取’之意)均省去一‘其’字，这一类的省略法在古文中常见，毋庸赘引)，‘其私剑’即他们的‘私剑’，‘游侠’既然广结宾客，并极力维护他们的利益，甚至不惜为之牺牲自己，其宾客中的勇力之徒，自也必然应为‘游侠’卖命，包括为他去杀人。所以，‘游侠’之有‘私剑’，乃是当然的事。” 　　汉代有关侠的记载当然首推司马迁《游侠列传》。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大体代表了汉代有关侠的观念(班固《汉书?游侠传》基本上是在司马迁原文基础上写成的)。章先生结合韩非子和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认为，“侠”即“游侠”的简称，“‘游侠’的原始意义，乃是交游圈中的发号施令的人。当然，这个交游圈必须相当庞大，那才需要和可能产生发号施令的人，若只是少数人的过从，根本说不上由谁来发号施令。因而“游侠”必须广结宾客。同时，要成为发号施令的人，也就必须维护这一圈中人的利益，甚或为之牺牲自己，这才能获得大家的拥戴。换言之，对于真正的“游侠”来说，凡是有人来投奔他，他都应接纳；这些人有什么困难，他都应给予解决，即使在投奔他之前已犯了法，但既然来投奔他了，他也应接受下来并加以保护。显然，章先生是将游侠和“私剑”看成不同类的人，游侠是私门的代表，以盛养宾客，招纳“私剑”，藏匿亡命而拥有与君主抗衡的力量，而有的论者则进一步认为游侠“原来就是一种豪强”，私剑仅是游侠部属的一种，类似于今天所说的杀手、刺客。明白了游侠和“私剑”的所指，我们就知道司马迁将《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分开写的原因了。 　　 　　二、侠客的政治依附性 　　 　　游侠和刺客(私剑)虽是两种不同类别的人，但在具有明显政治依附性这一点上二者并无太大的区别。司马迁曾将游侠分为布衣之侠和卿相之侠两类。从卿相之侠的角度看，以战国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与君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基本上是君主的工具而非其异己力量。自然，作为其部属的私剑(刺客)也就具有了明显的政治依附性，此即韩非子所说的君主“养游侠，私剑之属”。从布衣之侠的角度看，汉初大侠剧孟在七国之乱时曾经依附于条侯周亚夫，郭解曾经依附于大将军卫青，他们与公侯权贵之间已经结成了一种双向的互利关系。鲁迅先生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里评论道：“所以墨者的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