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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流动儿童入园难问题对策探讨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我国幼儿教育事业整体发展相对滞后，“2009年我国整体学前三年毛入学率为50.9%，学前一年毛入园率为74%”。[1] 近年来，流动人口数量剧增，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我国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数量达到2.11亿人。”[2] 某项研究针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调查，其调查结果显示，“有90%以上的家长认可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希望子女进入城市后能够在家庭经济能力可承受的范围内接受良好教育。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进城务工人员家庭中，多达88.6%的幼儿是由父母或者老人照顾；绝大部分流动儿童在没经过注册的幼儿园就读，现有的注册幼儿园，包括公办园和民办园，根本无法满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园需求”。[3] 可见，与城市居民相比，在经济、社会资源等各方面均处于弱势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的子女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一、流动儿童学前教育存在问题的分析 　　1．公办学前教育资源稀缺 　　根据教育部资料显示：2000年全国共有175836所幼儿园，2008年全国幼儿园的总数变为133722所，比2000年减少了4万多家。从2000~2008年，教育部门办园减少了近8000所，集体办园减少了80%。以北京市为例，“1996年北京市共有幼儿园3056所，但目前北京市合法的幼儿园仅有1266所，总量下降了58.57%”。[4] 这使得幼儿园，特别是公办幼儿园成为真正的稀缺资源，而学前教育需求的适龄儿童在不断增加。“2007年到2009年北京市新生儿共有46万人”[5]，按照北京现在的规模，仍有一半的孩子无法进入幼儿园。于是出现公办学前教育由于资源短缺，大多只针对本地居民儿童而将流动儿童拒之门外的现象。正是由于输入地政府如北京、上海所能提供的公办幼儿园资源有限，且自身正处于本地户籍儿童入园高峰，现有的教育资源刚刚能满足户籍儿童的需求，根本没有财力解决流动儿童的需求。 　　2．优质私立幼儿园收费过高，质量堪忧 　　一方面，优质的私立幼儿园由于高昂的收费，使广大流动儿童望而却步。“2009年重庆市主城区的普通幼儿园一年的基本支出不低于7000元，今年又普遍上涨了10%~15%，有些幼儿园上涨了60%。那么，优质的幼儿园我们按上涨40%计算，一年支出不低于9800元。”[6] 而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09年7月启动的对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的调查，“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为2143元，有一半的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不到1700元，约1/10的流动人口低于1000元”。[7] 如此一来，高昂的费用超出了大部分流动人口的承受能力。 　　另一方面，近几年来，适应低端市场需求的私立幼儿园占据了学前教育的半壁江山。“城市中流动人口多聚居在城乡交界处，这类地区多为农转非的城中村，缺乏公办的正规幼儿园，而入托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收托儿童95%为外来的农民工学龄前子女。”[8] 这类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水平大约在200元到400元之间，基本符合进城务工人员的承受力。但其物质条件、环境创设方面一般都比较简陋，师资力量也很薄弱。 　　二、解决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问题的应对措施 　　1．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资力度 　　首先，学前教育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公共事务，政府对学前教育投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投资也是学前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而稳定的来源。根据经济学收益结构原则，教育成本的支付应与收益相配合，谁受益，谁承担；谁受益大，谁承担多。对于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而言，政府和个人都从学前教育中获得了好处和利益，两者都应分担相应教育成本，而且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社会利益远大于个人利益：流动儿童在城市出生、长大，他们中绝大多数将来会成为城市居民，保障他们应享有的受教育权，不仅关系国家未来人才的培养，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社会安定、社会的和谐。因此，政府作为受益最大的群体，理应分担更多的教育成本，成为投资来源的主体，满足流动人口对学前教育的公共需求，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实现学前教育机会均等，保证学前教育的协调发展。 　　其次，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资，一方面要看政府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要看政府投资的意愿。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2009年达到34万亿，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26美元提高到2009年的3700美元。”[9] 由此可见，要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资应进一步提高政府官员关于流动儿童学前教育对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认识，还可以将他们对学前教育投入状况与个人政绩、升迁等切身利益挂钩，可以避免仅仅从“口头上重视”等现象的发生。 　　再次，政府应当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比如在城乡结合部以及农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