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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晚清驻外使节制度近代化 　　[内容摘要]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形成与变革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晚清传驻外使节制度的产生与形成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晚清政府从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的曲折历程，也是中华民族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顺应时局的变革。 　　[关键词]晚清政府；驻外使节制度；近代化 　　[作者简介]张永汀，刘建兵，刘风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2004级硕士研究生 　　 　　19世纪中叶后，清王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一次次无情的打击下，昔日天朝上国的传统朝贡制度已日趋瓦解，清政府不得不接受一种新的外交制度。历经艰难曲折，伴随着屈辱和痛苦，到19世纪70年代中叶，中外关系终于揭开了崭新的篇章：1877年1月，清廷第一个驻外使馆在英国伦敦创设，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本文对清朝近代使节问题的产生及其初步完善的过程做一点粗浅分析。 　　 　　一、近代外交制度问题的产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清朝的大门。从此之后，中国被迫与外国发生越来越多的接触和交往，逐渐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在西方列强的炮火的一次次无情的打击下，昔日天朝上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已趋瓦解。也使清政府开始意识到他们已无力把自己传统的外交体制施诸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得不重新选择一种新的外交制度。清政府内部一部分有眼光的上层官僚也已经意识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一大变局”，中国应该尝试与这些对手建立不同于往日的主权国家的关系，于是有关近代外交尤其是互派使节的制度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设。然而，中国近代使节制度的起步却走过一段艰难而又苦涩的历程。其间既有不平等条约形成的压力，也有外国侵华者的影响，还有洋务官僚们赞成遣使驻外的倾向。 　　西方国家早就有派遣使节驻京的图谋。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使团第一次向清朝提出了互派使节的要求，乾隆认为是不合“天朝体制”和英人“心怀叵测”而予严加拒绝。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要求中国遣使驻外的声浪更趋高涨。到1858年天津谈判中成为争执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英国对此项最坚持，英方代表李泰国坚持必须先允许公使驻京为展开谈判的先决条件，而且以挥兵入京要挟。清政府一再抗拒，直到最后关头，桂良已感“几已无术不施”①，他向咸丰帝奉称：“奴才等芳心孤诣，勉强撑持二十余日，愈逼愈紧”②。这样在列强的威迫之下，清政府不得不答应，外国公使驻京问题被明文写进了《天津条约》中。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首开中外互派使节驻对方首都的规定，此后许多外国纷纷与清朝订立了类似条款的约章。 　　根据条约制度，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蒲安臣，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德国公使艾林波等于1861年先后进驻北京。但是清政府却未立即向这些国家派驻使节，中外之间维持着一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虽然《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了中国有派驻使节的权利，但中国对此并不热心，这其中的原因简单说来一是中国统治者认为中国乃富庶之大国，无求于它国，另外是怕中国派驻使节会涉及到礼仪问题。此外，清政府还面临着“财”“才”两难困境，故此迟迟没有行动。 　　19世纪60年代，《北京条约》签订后，列强利用在北京设立了驻华使馆的便利条件，积极地劝说清政府对等遣使。1865年11月赫德给总理衙门呈送《局外旁观论》，提出中国应“委派大臣驻扎外国，于中国大有益处。在京所住的大臣，若请办有理之处，中国自应照办，若请办无理之事，中国若无大臣驻其本国，又难以不照办”③。次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照会总理衙门并附送英馆参赞威妥玛得作的《新议略论》，其中有关遣使种种，比赫德的《局外旁观论》更为详细和具体。与此同时，美国人丁韪良帮助总理衙门翻译国际公法，以便清政府逐渐熟悉并遵行国际关系与外交活动的法规程序，学会运用合法的外交途径，保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凡此种种，均构成清廷派遣驻外使节的外部压力。列强侵略口益深入与狷獗中外交往愈频繁，清廷也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以适应空前的变局，遣使步入世界，调查与掌握列强动态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再也不能对列强与日俱增的呼声回绝了事，而有得不采取某些行动。 　　列强的外部压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更为强大的动因来自清廷内部的洋务派。洋务派是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标榜“自强求富”，兴办“洋务事业”为目的的封建官僚集团。相对于昏庸守旧的顽固派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先进，开明的派别，为中国遣使驻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864年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国内环境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同时列强推行“合作政策”，更多的使用外交手段而非武力手段来达到其侵略目的，在列强相互之间及列强之间，也出现了一个比较缓和的局面。基于这种认识，以奕?D为首的洋务派提出了“外敦信睦”的外交方针，主张适度开放国门，同外国那立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