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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海洋天堂对孤独症解读缺憾 　　[摘 要] 影片《海洋天堂》为我们讲述了一位名叫王心诚的父亲如何在生命的最后时期苦心为患孤独症的儿子寻找生存依托的故事。在父亲的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爱心帮助下，大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天堂”。但光明不能只来自于爱，透过理想主义的光环，我们还是看到了影片对孤独症人群在生命本体与教育解读中的一些缺憾，因为对于像大福这样的孤独症人群而言，仅有爱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光明必须基于生命的肯定和持续有效的教育。 　　[关键词] 《海洋天堂》；孤独症；解读缺憾 　　※■课题项目：本文系南京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十二五”规划课题“音乐治疗在孤独症儿童语言发展中的应用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2010年，做了多年残疾人义务工作者的薛晓璐拍摄了影片《海洋天堂》，用近乎平淡的叙事方式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名叫王心诚的普通父亲如何在生命的最后时期苦心为患孤独症的儿子寻找生存依托的故事。影片在展示这对苦命父子的坎坷人生中注入了多重的光明面：善良的邻居柴姨、热心的老校长、养护康复中心的谭所长、海洋馆的唐总等，这一切来自于爱的力量使得大福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天堂”。但在为这一切的爱感动之余，不禁又令人思考：有多少位孤独症患者能像大福那样幸运，因“爱”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堂？透过影片理想主义的光环，折射出了对于孤独症人群在解读上的某些缺憾。 　　“孤独症”与“人” 　　孤独症是一种由大脑、神经的病变引起的广泛性发育障碍性疾病。孤独症出现很早，古俄罗斯就将之称为“神圣的愚者”，但是直到20世纪首先在医学界逐步开展了对它的研究，1911年精神病医生布鲁勒（Bleuler）提出“孤独症”的概念，1943年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里敖·堪纳发表了论文《情感接触中的孤独性障碍》，提出了“孤独性综合征”的理念。[1]孤独症患者在语言、认知和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由疾病带来的社会交往障碍。绝大多数孤独症患者因此无法进入社会工作，只能在家人的照料中度过人生，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 　　“大福”就是一位这样的孤独症患者，在对“大福”形象的塑造中，影片侧重于对其“孤独症”特征的解读。首先通过动作、语言等外部表现突出大福的孤独症特征，如大福在与人交流的时候缺乏对视，在回答别人的提问时总是重复问题；大福在生活中行为刻板，如走在海洋馆上楼梯的固定动作、小狗一定要摆放在电视机顶上等；大福的左手总是在不由自主地摆动，“这种重复性肢体动作是自闭症儿童的自我感官刺激与自我感觉调节的表现”，是“满足他们对听觉与视觉的需要。”[2]其次，影片刻画了作为孤独症患者的大福在多方面能力的低下，如语言表达能力差，大福不会像正常人一样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和需求，只能通过行为来体现，当没有抢到球，大福就通过咬父亲的肩膀来表达愤怒；当觉得无法适应养护康复中心的生活时，只有撞墙来发泄；大福的社会交往能力低下，如他喜欢玲玲杂耍表演时的球，不会通过与人沟通获取，而采用抢的方式。 　　通过上述种种表述，影片鲜明地强调了大福的孤独症患者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突出了父亲王心诚抚养的艰难。这是符合现实的情况的。但影片中这样的强调却因过于频繁和细化显得过于突出，在王心诚的形象逐步丰满和伟大的同时却使得大福的形象趋于平面化和单一化——在王心诚父爱如山的主旋律中，大福成了重压在父亲身上永远的负担，其首先应作为一个“人”的独立存在的合理性也由此被淡化，这是影片中对大福形象解读的一大缺憾。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残疾人关照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残疾人的关注首要集中在其“残疾”层面以及由此生发出“仁爱”精神与“养”的救助方式，如早在战国时期的《礼记·礼运篇》中，就提出了要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念，从古代的族田、义祠、善堂，到新中国建立后的五保户、福利院，中国残疾人的生存基本是依靠家庭和社会的关爱和抚养完成的。《海洋天堂》也遵循了这样传统的理念。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大福是一个家庭和社会负担的形象，他的母亲不能面对事实而选择自杀，父亲为他付出了全部的心血，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虽然影片的结尾是光明的，但无可否认，他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正如父亲王心诚在拒绝柴姨的好意时说的那样，“大福对谁都是个负担”。但影片中无论是“孤独症”还是“负担”都是从他者的角度的评判，但对大福自身而言，他和其他人一样，是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分子。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二条的规定：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除去种种的定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残疾人首先是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人”而存在。根据联合国统计，残疾人口目前占全球总人口的10%，仅中国就有8 300万，他们是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