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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冲突解决机制 　　摘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呈现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对于二者冲突解决机制的构建，可以通过构建一系列的监督保障机制，使二者达成一种动态平衡的态势，为其提供外部保障。而对内则可寻求通过转换警察的角色定位，加强法制教育和培养人权意识，解决执法者的价值观问题。在评价犯罪控制措施的时候，可以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对其成本和效益进行比较。二者冲突的解决有助于实现犯罪控制的最大化社会效益。 　　关键词：犯罪控制；人权保障；比例原则；冲突解决机制；警察角色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3-0086-06 　　 　　犯罪控制是指对犯罪行为的遏制，使之不超出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它是适应犯罪的基本规律，把犯罪遏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的方法和手段uj。我国当前的犯罪率居高不下，犯罪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并且上升速度很快。犯罪的种类和规模都有所变化和发展。大量的新型犯罪形式的出现，更是加大了防控和侦破的难度。日益严重的犯罪使公民的权利遭受侵犯，使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治安”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如何有效地控制犯罪，强化犯罪控制对于社会治安环境的作用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于是，一些急功近利的思维和措施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犯罪控制措施的决策、执行上具有片面强调和夸大犯罪控制作用的倾向，采取过激的手段和方式，一味追求降低犯罪率而漠视甚至侵犯人权。而所谓人权，就是指基于人的本性，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基于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人的个体或群体为了自身的自由生存、自由活动、自由发展、以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必须平等具有的权利。人权的核心内容包括：人的生存权(生命权)、平等权、自由权、财产权。对于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是现代民主国家法治化进程的关键。所以，明确犯罪控制对于社会发展到底具有何种作用并以此认清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犯罪控制的社会效用 　　 　　犯罪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作用与意义。犯罪控制的目标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有效防控，降低发案率，创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使生活在其中的公民能够安全、自由地生活。制定得科学、良好的犯罪控制措施对社会具有积极的正效能。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个治安良好的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迅速。反之，治安状况恶劣的社会，其发展总是缓慢的，生活于其中的公民充满了恐惧感。当不安定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往往会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毕竟，犯罪行为本身就是对社会整体或者社会中的单元个体权利的侵害行为。任何犯罪行为的产生，社会都将付出一定的代价。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和减少由于犯罪而导致的社会资源流失。 　　但是，不应忽视的是过于极端的犯罪控制措施也有可能产生潜在的负面效应。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具有两面性。古人云：“过犹不及”。当一项犯罪控制措施的存在或执行走向牺牲人权为代价时，其所期许的效用便会转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而其实践表现主要在于对犯罪防控对象与防控手段的错误认识。对象的普遍化与扩大化，对于犯罪控制的对象不作认真的区分，或者区分的标准并不是依据潜在犯罪人的危险系数等科学标准。简单的一概化处理往往导致对于犯罪控制形式的错误估计以至走上极端。正是由于犯罪控制对象的错误认识所以衍生出的必然是犯罪控制手段的错误。而犯罪控制的潜在负面效应在生活中往往就是由极端的犯罪控制手段表现出来的。如颇受争议的“严打”措施，其追求一味的从重从快，试图用高强度的打击手段吓阻潜在的犯罪人，从而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这种做法忽视了人被法律赋予和保护的一些权利。利用强力的手段，虽然在短期内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却造成了随后犯罪率的更大规模反弹。实践证明了通过挤压人权空间的强力方式，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犯罪控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反而是通过“严打”所付出的社会代价远远高于其收益，其结果是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综上所述，如果说犯罪行为对社会的损害还可以依靠公权力的打击和惩处来救济，那么，公权力自身对社会的伤害，又怎样来救济和弥补呢?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说过这样的话：“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而警察作为犯罪控制的主要力量，其在犯罪控制的执法过程中违法操作、滥用职权、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甚至证人、被害者和普通群众权利的事件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损害了警察形象，削弱了犯罪防控工作的效能，使警民关系变得对立而紧张。所以，犯罪控制效用的潜在负面性同时也影响到了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关系辨析 　　 　　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体现出对立统一关系。统一的一面体现在二者终极的价值追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