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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化遗产记忆功能与政治属性 　　摘要：文化遗产涉及它的功能和作用，使其成为“我们是谁”、“你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找回自己”的身份保证和象征功能。选取了两个典型案例进行文化遗产的记忆功能与政治属性分析：第一，希腊帕特农神庙浮雕案例背后是遗产的盗割与转卖；第二，台北故宫博物院案例喻示着“去政治化”与文化记忆。最后得出结论：在政治上，文化遗产是民族国家身份的象征，代表着国家形象和文化成就；文化遗产不是死去的孤立静态物，是政治文明的能动反映；要实现从“遗产”到“资源”的转型，让文化成为创新当代文化的一种实践。 　　关键词：文化遗产；记忆功能；政治属性 　　一、学术引子：遗产由政治决定 　　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政治。从polis（波里斯，“城邦”之意）和Acropolis（雅典卫城）的语言本意可以看出，古希腊将城邦最神圣的东西放在雅典卫城进行守护。这是一种文化的坚守！体现城邦的政治属性和功能。文化遗产积淀和凝聚着各个民族、地区和国家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人类过去生存状态、创造力，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有力证物，是人类文明的纪念碑。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历史活动和社会变迁中的遗留物，具有历史性的基本特征，首要价值是反映历史、印证历史、补全历史、传承历史、弘扬历史；在历史性基础上体现为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等延伸性价值。[1-2]文化遗产必然涉及它的功能和作用，历史价值与政治背景密不可分，使其成为“我们是谁”、“你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找回自己”的身份保证和象征功能。[3]在全球化语境之下，“遗产政治”与“遗产认同”逐渐成为遗产研究的热点。由于过分强调文化遗产的共时形态和价值取向，缺少对文化遗产的地缘脉络与历史变迁的清晰把握，为此，魏爱棠等（2011）呼吁应该高度重视对文化遗产的时空变迁的研究，以辨析和区分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各个利益主体的权利与责任，为更加合理保护文化遗产奠定学理基础。[4]无独有偶，笔者也曾撰文，提出文化遗产的研究需要引进知识考古学，并且通过历史地理学驾驭遗产旅游，以清晰把握遗产的时空进程和发展脉络。[5]下面笔者根据3个教学案例阐述文化遗产的记忆功能与政治属性。[6] 　　二、希腊帕特农神庙浮雕案例：遗产的盗割与转卖 　　（一）案例背景 　　帕特农神庙是雅典卫城最著名的建筑，是举世闻名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代表了古希腊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又有“神庙中的神庙”的美誉。帕特农神庙在罗马帝国时代成了基督教堂；土耳其占领时期，成了清真寺；到了19世纪，外国人把那里的精美雕刻运回各自国家的博物馆时，帕特农神庙才成为真正的废墟。 　　1801年，雅典帕特农神庙被切成八十多件大理石浮雕运回英国本土。这件事的主角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詹姆斯?额尔金勋爵获得英雄般的礼遇。1816年，他以35000英镑的低廉价格把大理石切割散体卖给英国政府。当时希腊尚被奥斯曼帝国所占领，作为外交官的额尔金勋爵贿赂奥斯曼帝国官员，以丰厚酬金雇佣工人，最后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7-10] 　　（二）案例分析 　　第一，从表面上看这件事是一种经济行为，实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背后却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 　　第二，在英国人眼里，古希腊帕特农神庙浮雕是“我们”的东西，这是“我们”集体记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欧洲文明的源头是在希腊，所以他们把浮雕认同为欧洲民族的文化遗产之一。额尔金勋爵把这些希腊艺术品千里迢迢盗割与转卖到英国，意在说明：现在的英国和西欧才是希腊文化的真正继承者。经济事件背后隐藏着重要的文化政治寓意。 　　第三，帕特农原意是“处女”，她表现出的雅典娜不仅象征智慧，还代表了灵巧智能，铭刻着重要的历史事件。帕特农神庙是一个文化符号，承载着文明的伤痕、文明的尊崇、文明的茫然和文明的失落。在表面现象之后探寻深层文化与精神维度，揭示出场所精神、永恒意义和“文明者”的卑贱。 　　三、台北故宫博物院案例：“去政治化”与文化记忆 　　（一）案例背景 　　近年来民众对故宫文物西迁、南迁台湾，对台北博物院里的毛公鼎、散氏盘、翡翠白菜、三希帖等表示浓厚的兴趣。坊间有一种说法：“台北的故宫虽无故宫却有文物，北京故宫虽有故宫却无文物。”到底是否是这样的呢？根据最近的北京故宫调查数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现有1807558件（套），其中1684707件属于珍贵文物，占所藏文物总数的93.2%，占全国国有馆藏珍贵文物41.98%。可以这么说，北京故宫有宫也有物，它与台北故宫不分伯仲，各有千秋，共同书写了一部浓缩的5000年中华文明史。 　　2008年2月，奥地利维也纳举办“台北故宫博物院精品展”。开展期间，游人趋之若鹜。对于当时的大陆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它还是相当陌生的，至今不能所有人自由亲历（因为台湾开放大陆观光有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