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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学史研究若干问题 　　内容摘要:本文以文学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为中心,包括文学观念、文学史观,比较文学等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进一步加深了对文学史研究的认识。 　　关键词:文学史 文学观念 文学史观 比较文学 　　 　　一 　　 　　一般意义上,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这个笼统的说法蕴含了两个基因:文学和历史。将这两个因素理论化,即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什么是文学?学界众说纷纭。企图采用简明的语言来解答此问题,几乎是天方夜谭。尽管如此,在每个有大成就的文学研究者心中,必然有着各种不同的答案,不管他是否承认,如果他没有一个有关文学的基本认识,那么他从事文学研究的立场、基点和参照等根基便空置了。对文学理解不同,就形成不同的文学观念。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时代有它特有的文学观念,比如我国先秦时代的文学,是文史哲三者综合的形态。魏晋南北朝,文学走向了自觉,卓然独立于广义的学术,开始追求文学的审美特性。[1]除了宏观视野,从微观角度,每个人也有各自的文学观。 　　于是,文学观念失去了定论。基于文学研究之诸种根本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可能就是导致文学研究中的诸多争论的源头。为了便于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在我们谈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必然把“文学”放在某个具体的语境中去考察。可是,这又不可避免的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偏概全或者自说自话。文学到底有没有本体?凭借什么断定这个是文学而那个就不是呢?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了“文学性”,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由于它排除文学内容,仅仅指文学的语言和结构等形式层面。[2]割裂了内容和形式,有悖于“形式是内容的形式,内容是形式的内容”的论断,故不可全信。 　　笔者从“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出发阐明“文学是什么”。首先,文学和人有着密切关系。这个“文学”可看做文学文本。这个“人”,既可指作家,也可指读者。而这个“人”必有一个生活环境,即世界。所推导出来的文本、作家、读者和世界等四大因素,就是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早已论及的。我们将这四个要素放置在一起,发现一个有趣味的现象。中西方文论实质是在这四者上轮次立论,有社会历史决定论,也有以研究作家传记为中心的时期,或者干脆抛弃这些外在因素将视线聚焦到文本上,等到不得不把文本开放的时候置读者为考虑的要因。当下,文学研究呈现一种综合多元的倾向,以上的四者均在考察之列。为了换个视角,不再把问题纠结在四要素中的一个,而是将四者排列起来,“文本、作者、读者、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在一种比较和对应中见出的,它只能在与其他三方的关系中呈现。这种对文学的看法,可以促使文学史的撰写让文学见于作家、读者、世界的关系中。现今的文学史著作,大多注重“作家”和“世界”,却极大的忽略了“读者”。 　　 　　二 　　 　　诚然,文学史是虚构之物。所谓虚构,是指文学史依靠语言构建出来。对文学史的看法,即文学史观念,它包括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教材的编排和结构,教材内容的详略和组成因素,以及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等等,不同的文学史观念就形成不同的文学史风貌。 　　《“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总结了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首先,五四时期学者们提出文学史的进化观。有些学者则从中国古代文论中去发掘理论资源,提出了循环论的文学史观。周作人反对前说,认为文学是言志和载道的,两者交替出现。还有阶级论文学史观、美学文学史观、心理文学史观、人性文学史观、体式文学史观等等。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认为“文学是无法定义的,认为文学史并无规律,文学研究重在语言和文史分析”。[3]中国社科院杨义研究员提出“大文学史观”,他“强调文学史写作的可扩充性,重申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观点。”[4] 　　笔者赞成“大文学史观”的提法,且有一些粗浅的看法,认为它蕴含“总体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所谓“总体文学史”,就是按照各种不同的思想编纂的文学史的集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说,无限个相对真理集合一处最终形成绝对真理。我们把某种文学观念,某种文学史观念,某种文学史著作,均看做相对真理。为了了解文学的全貌,就把所有的文学史著作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来,以期待无限接近绝对真理。而“世界文学史”以地域为视角,将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一网打尽,并且采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注重文学现象之间、文学现象与非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等等。它具有可操作性和最宏阔视野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现有的某些文学史就十分接近“世界文学史”,吴元迈先生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就是一个例子。 　　 　　三 　　 　　聂珍钊教授在《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一文中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它同比较文学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互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