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档案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关联性.docVIP

试论档案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关联性 　　档案“埋藏着一个国家的灵魂和宗旨”。从直观与否的角度出发，可以把档案分为显性的官方档案和隐性的民间档案，前者具有整一性、稳定性和必然性，而后者具有散杂性、不稳定性和偶然性。我们通常所说的档案是指前者。孔子编订“六经”，其用意在于“存史”“资治”。郭沫若给档案馆题诗：“前事不忘后事师，自来坟典萃先知。犹龙柱下窥藏史，呼凤舆前听诵诗。国步何由探轨迹，民情从以识端倪。上林春讯人间满，剪出红梅花万枝。”也就是说，档案与档案馆都具有储存社会记忆、“鉴往以开来”的强大功能。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就曾嘱咐道：“性命可以牺牲，档案文件不能丢掉。” 　　一、中国当代档案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概述 　　档案与文学时有交集。当然，如果我们所从事的不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是文学的“内部研究”的话，档案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就微乎其微，如，当我们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对所谓的自足文本的内部进行“文本细读”时，档案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几近于零。但是，由于我们从事的文学“外部研究”比较多，所以常常能够看到档案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有时，档案甚至会直接启发文学创作的灵感。例如，《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创作灵感，来自警方档案里所记载的一桩刑事案例。同时，文学也为档案积累提供了重要“原料”。换言之，我们既不可小视档案与文学的关系，也不能过分夸大。 　　本文专门研讨中国当代档案与当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选择“中国当代”这一时段，是因为它处于中国文学史上由“文学一体化”到“文学多元化”的急剧变化时期，此间的风起云涌，最能体现档案与文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对文学研究而言，档案资料浩如烟海。作为客体，档案本身存在着是否完整、是否真实之类的问题。因此，档案工作者要不断对档案进行收集和编研。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指出，具有“首要意义”之一的“档案资料”，对于发展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勉励档案工作者要学司马迁，要做司马迁。 　　历代“考据派”和“索引派”均看重收罗、辨析和评述文献档案资料。鲁迅历经数年，对中国古代小说史料进行辑佚、钩沉、考辩和评判，最终写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略》。当代学人继承和发扬前人严谨治学的传统，认真辑佚史料，酷好博搜精考，苦中找乐，乐而不倦，“如陈子善发现史料的‘愉悦’，解志熙‘不期而遇’的惊喜，王凤看微缩胶卷摇阅器摇得‘手酸目倦’之后终于‘逮着’史料的心满意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大?W文学院刘涛教授长期“泡”在故纸堆里，乐而忘返，多有建树，比如，在《胡风全集》出版后，他在一些报刊上找出了胡风佚诗和佚文20多首（篇）；又如，他在《冯雪峰文集》出版后，发现了冯雪峰佚诗和佚文9首（篇）。这些佚诗和佚文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胡风和冯雪峰本人，乃至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都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简言之，如果我们把这些佚文佚诗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下，置于作家和诗人创作的整体框架中，就会从中解读出某些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史问题，比如，通过它们的散佚与时代、政治、出版等外在因素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也许能够局部弥补、修正或拓展中国当代文学史版图。 　　二、档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然而，并不见得每一件档案都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有用。下面，我们简略说一下，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档案的政治”使得档案出现的两种无效状况： 　　“由于教育的不普及，文学对广大社会的深入程度浅之又浅，更由于传统社会的政治特质，档案记载的往往只是上层精英社会的视野范围，与历史万象的无限性相比，只能是挂一漏万。非但丰富的社会图像不能存活于档案世界，即使是人人侧目的上层政治舞台，余留下来的，也何尝不是残缺不全的‘故纸堆’呢？”其实，歪曲档案，有时是有意歪曲，有时是无意歪曲。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017年6月9日《文艺报》发表《澄清有关话剧〈茶馆〉是如何诞生的讹传》。作者首先指出长期以来对老舍《茶馆》诞生的几种讹传，比如，说它是1956年8月写完的，它的初稿叫《一家代表》或《人民代表》；然后，作者澄清道：《茶馆》的前本叫《秦氏三兄弟》，四幕六场，完成于1957年春天。有误解，有歪曲，就有辩驳、有争鸣。2001年4月，冯骥才给《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实录（1949―1999）》题词：“文学的争鸣史，实际上是社会思想史和艺术史最夺目或最刺耳的折射。尤其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争鸣中，还有不少强加的因素，这也是它最无奈和沉重的一部分内容。因而说，文学的争鸣史是最深刻的文学史。”正本清源，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亟须处置的重要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用理性的、科学的、档案的、文学的态度处置，切勿矫枉过正，以一种貌似新的“合法性”去暴力谴责、全盘否定旧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