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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人关系论转变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对天人关系的讨论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天命”与谶纬之说、宗教神学的结合以及“天人相分”之说的进一步发展，反映了史家对天人关系问题探讨的连续性和走向理性认识的的发展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对于天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发展，以新的形式将“天命”继续留在人们的思想中，并往往用来说明现实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圮其是用以附会朝代的更迭、盛衰；另一种是沿着“究天人之际”路线发展，进一步走向“天”与“人”相分的思想境界。这两种情况不仅反映在这一时期史家所撰的史书中，也反映在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评论中，并展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论；天人关系；天人感应；天人相分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4-0107-04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论题，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古代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和讨论，主要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历史现象及其生成、变化的原因，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对于天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发展，以新的形式将“天命”继续留在人们的思想中，并往往用来说明现实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用以附会朝代的更迭、盛衰；另一种是沿着“究天人之际”路线发展，进一步走向“天”与“人”相分的思想境界。这两种情况不仅反映在这一时期史家所撰的史书中，也反映在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评论中，并展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和理论价值。本文试就现存魏晋南北朝史家有关天人关系问题所发的史论，对此作初步比较、辨析，以求对这一时期史论的发展特别是人们历史观念的发展变化有更全面的认识。凡此，如有不妥之处，请学术界前辈与读者批评、指正。 　　 　　一、天人感应论的新形式 　　 　　西汉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说，赋予天人关系论以理论色彩；汉武帝好方术、信神仙，使天人感应同谶纬之说得到了结合的条件。谶纬之说在西汉末年和两汉之际大为流行，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更以谶纬之说附会儒家经典，不仅使儒学走向神化，也使谶纬得以合法化。这种与谶纬之说相结合的天人感应论，在魏晋南北朝的史家史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只不过因史家史识之不同而有所差异。三国时期曹魏李康曾撰《运命论》，提出：“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合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在李康看来，国家的治乱盛衰及个人的穷达贵贱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谓“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他又以伊尹、太公、百里奚、张良等人的遭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导致这四人在不同君主处所受不同待遇的原因在于“神明之道”、“运命之谓也”，将个人遭际归结到“天命”上。接着将谶纬之说与“天命”结合起来，认为“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日：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r，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将西周以来的历史发展归于“天所命也”。然后，他进一步对比了孔子与其孙子思的不同遭际，分析子思的才能不如孔子而遭遇胜过孔子的原因在于“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最后，他强调既然“天命”是一定的，那么就要“乐天知命”，显示出浓厚的“天命”思想。 　　南朝刘宋史家范晔是一个元神论者，但《后汉书》史论的开篇，在对汉光武帝的评论中，他却一连列举了“赤光照室”、卜者王长所语、方士夏贺良的上言、望气者苏伯阿之叹、道士西门君惠和李守的预言等等，来说明“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这些预言带有浓厚的谶纬色彩，是对汉光武帝的美化和神化，同范对自己史论的评价相去甚远，也同《后汉书》其他史论相差很多。这一方面反映了范晔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谶纬之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思想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在其他一些南朝史家的历史著作中反映得更为突出。南朝梁史家沈约所撰《宋书》首创《符瑞志》，将“天命”与谶纬结合起来。他认为只有“体睿穷几，含灵独秀”的“圣人”，才能“君四海而役万物，使动植之类，莫不各得其所”，而“力争之徒”、“乱臣贼子”不免有不轨之心，却不知“圣人”是“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从这个角度出发，沈约认为“符瑞之义大矣”。他在《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