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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以意逆志考据方法 　　摘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清代考据学家的卓越代表。与孔颖达的《左传正义》相比，王氏对《左传》的疏解较为彻底地打破了“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的盲从与教条思想，能够从具体语境出发，“以意逆志”，对杜注进行匡正。王氏进行考据的过程比较精密、严谨，能够有意识地运用逻辑规则。其资以利用的语境、文化因素十分丰富，事件发生的背景、有关的史实、事理之间的必然联系、礼法制度、风俗习惯等常常是王氏借以推断语义、解读文本的根据。 　　关键词：高邮王氏；以意逆志；考据方法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3―0114―03 　　元明时期是中国训诂学的衰落时期。“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此一时期没有训诂学大师的出现不足为怪。到了清康熙以后，随着统治者高压与怀柔政策的交替，汉学压倒宋学，一股清新的学术风气应运而生，中国训诂学也因之走向了复苏与繁荣。梁启超认为，到了乾、嘉之间，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考证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版本校对，考证学的发达，正是训诂学繁荣的体现。为此，梁启超进一步剖析道：“更有第二条路是：并无他书可供比勘，专从本书各篇所用的语法字法注意，或细观一段中前后文义，以意逆志，发见出今本讹误之点。这种工作，非眼光极锐敏、心思极缜密而品格极方严的人不能做。清儒中最初提倡者为戴东原，而应用得最纯熟矜慎卓著成绩者为高邮王氏父子。这种方法好是好极了，但滥用它，可以生出武断臆改的绝大毛病，所以非其人不可轻信。”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清代考据学家的卓越代表，对于他们“以意逆志”的考据方法，我们不妨沿着梁启超的思路，从王氏父子的合璧之作《经义述闻》中有关《左传》的部分来加以考察、评价。 第一，与孔颖达的《左传正义》相比，王氏较为彻底地打破了“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的盲从与教条思想，能够时时从具体语境出发，对杜注进行匡正。 　　《左传?文公十一年》“宋公于是以门赏形班，使食其征。”杜注：“门，关门。”孔疏以“礼惟关门有征，知门是关门也。城门亦有征，必知关门者，以关门征税其数既多”维护杜注。而王引之认为：“城门与关皆有税，此所食者城门之税，非关税也。《地官?司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郑注曰：正读为征，征税也。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掌其治禁与其征廛。是门与关异……传言以门赏形班，而不及关，下文又言谓之形门，则为城门之征明甚，杜乃以门为关门，是直不知门与关之有辨矣。”王氏不仅引证《周礼》，明辨古代的门关制度，指出“门”“关”之制有异而各有征，杜预不知周代“门与关之有辨”，而且又从下文与之呼应的“谓之形门”进行语义分析，证明此“门”为城门。 　　类似的例子又如，《宣公二年》写晋侯饮赵盾酒，而伏甲攻之。在紧要关头，灵辄救助了赵盾：“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日：‘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杜注：“辄亦去。”杜预认为“自亡”的人是灵辄。为此，王氏批评道：“此谓盾亡，非辄亡也。自宣子田于首山，至不告而退，明盾得免之由。盾既免，遂出奔，出奔出于己意，不待君之放逐，故日自亡。有亡乃有复，故下文言‘宣子未出山而复’，而大史谓之‘亡不越竟’也。若以此为辄亡，则传尚未言盾亡，下文何以遽云未出山而复乎？”《宣公二年》接下来的叙事：“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杜注：“晋竟之山也。盾出奔，闻公弑而还。”按照杜预对“山”的注解，则赵盾出奔最远之地仍在晋国。王氏则云：“《晋语》：阳处父如卫，反，过甯，甯赢从之，及山而还。韦注’：山，河内温山也。传日及温而还。然则未出山亦谓未出温山也。注未详考，且是时晋竟南至河，而山在其内。僖二十五年传：晋于是始启南阳。杜彼注曰：在晋山南河北，故日南阳。据此则出山尚未越竟，不得以为晋竞之山也。” 　　第二，王氏进行考据的过程比较精密、严谨，能够有意识地运用逻辑规则，因而其疏解具有很强大的解释力。 　　《经义述闻》“旅有施舍”条：“古人言施舍者有二义，一为免徭役。《地官?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郑注曰：施读为弛。乡师辨其可任者与其施舍者。注曰：施舍谓应复免，不给徭役。是也。一为布德惠，盖古声舍予相近（舍古音暑，见《唐韵正》），施舍之言赐予也。宣十二年左传：旅有施舍。谓有所赐予，使不乏困也。（若《地官》遗人，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委人，以甸聚待羁旅。是也。）成十八年传：施舍已责。襄九年传：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三十一年传：施舍可爱。昭十三年传：施舍宽民。又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