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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修改后刑诉法背景下逮捕必要性审查 　　摘 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逮捕做为一种审前羁押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刑事诉讼的进行，但逮捕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如果不对其适用条件进行严格限制，就有被滥用的危险，进而损害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此，修改后刑诉法对逮捕的适用条件进行进一步严格规定，但是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逮捕必要性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对逮捕强制措施存在一定程度的滥用。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备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从而更好地体现出逮捕必要性审查顺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最大程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本文从逮捕必要性概述、司法实践的现状及原因、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构想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补益。 　　关键词：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审查机制；捕后羁押必要性 　　一、逮捕必要性概述 　　逮捕是国家司法机关所采取的，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1]考虑到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会给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造成严重的限制，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权，我国修改后刑诉法在逮捕制度的设置上引入了逮捕必要性这一条件。修改后刑诉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1、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性的；3、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4、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5、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由此可见，在是否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审查中，除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两个必要条件外，还加入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有逮捕必要性的条件。 　　孙谦在《逮捕论》当中曾说道“逮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人权虽有可能被逮捕所侵犯，但人权不可能脱离强制措施的保护。”[2]由此看出，逮捕对保障人权来讲，具有双面性，充分说明了其保障人权的价值。逮捕作为刑事诉讼法当中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其本意是为了保障刑事程序的顺利进行，最高目的是保障人权。逮捕必要性审查的价值体现在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实，且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前提下，能在诉讼程序保障与人权保障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得逮捕既保障了刑事程序的顺利进行，又保障了人权。客观而全面的逮捕必要性审查，能合理地判断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从而作出公正的判断，实现其价值。同时，贯彻落实逮捕必要性审查是顺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二、逮捕必要性适用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一）逮捕必要性适用的现状 　　逮捕条件的设计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程度。[3]目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往往只注重效率，却忽视了对人权保障和程序公正的考量。据最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调研报告披露，我国近十年的逮捕羁押率高达85%。[4]如何降低逮捕率是我们当前刑事司法改革面临的难题。毫无疑问，对于无逮捕必要性的犯罪嫌疑人作不捕决定，是降低逮捕率的突破点。 　　（二）原因分析 　　1、法律规定的缺陷。虽然我国修改后刑诉法明确列举了有社会危险性应当予以逮捕的五种情形，但是规定过于宽泛，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而对是否有社会危害性和妨碍诉讼情形的判断与个人的业务素质、执法理念、社会阅历、情感倾向等都有关系，因此相同的案件不同的承办人或者不同的地区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2、司法理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逮捕必要性是判定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司法实践中，逮捕必要性并未真正成为审查逮捕的必要条件。分析其原因：一是传统“构罪即捕”的思想根深蒂固。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传统执法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表现为强制措施的适用侧重于有效追究犯罪，犯罪控制理念居于主导地位，而案件中有无逮捕必要的事实和情节往往被弱化甚至是忽略，忽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二是过分强调配合而忽视监督。检察机关应当运用决定是否逮捕的权力来监督侦查、保障人权，及时纠正侦查中的违法行为，但其往往未起到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而是过分强调与侦查机关的配合，为保障进一步侦查其他重要罪行所需的时间，“以捕代侦”现象突出，而不论证其他重要罪行的罪行有无、证据有无，使得逮捕的程序制约机制未能发挥应有功能。 　　3、缺乏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是指侦查机关在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时，不仅要在提请逮捕意见书中有逮捕必要性的情况说明，还要提供证明犯罪嫌疑人有逮捕必要性的证据材料，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犯罪嫌疑人时要对逮捕必要性进行论证。[5]由于缺乏逮捕必要性的证明机制，导致了对逮捕必要性证据的选择性适用。在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