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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信息犯罪刑法回应 　　摘要：信息犯罪在行为方面、主观方面、结果方面都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给刑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刑法修正案（九）》对于信息犯罪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增设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的规定、增加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回应信息犯罪，刑法需要注重对新犯罪行为的纳入、注重对犯罪结果多元化予以回应、为过失信息犯罪预留必要的立法空间。 　　关键词：信息犯罪；刑法修正案（九）；网络服务提供者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6.04.0020 　　在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社会在极大地方便人们生产、生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伴生出巨大的风险，信息泄露、信息滥用等行为往往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直接和间接后果。信息社会同时也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概念最早由贝克、吉登斯等社会学家提出，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科学、法律、民主、技术经济、政治制度等工业社会的理性基础将会受到质疑进而被冲破、被推翻。而风险社会的理性基础还没有形成，还需要讨论，需要重建[1]。发生于信息社会的、围绕信息展开的信息犯罪同样挑战着现有的刑法规定，需要刑法作出恰当的、准确的回应。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对信息犯罪行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制条款，虽有进步之处，但仍然存在尚需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之处。 　　一、信息犯罪对刑法的挑战 　　有学者认为：所谓信息犯罪就是发生于信息空间中危害信息法益、威胁信息秩序，应受刑法处罚的数字化行为[2]。也有学者认为，“信息犯罪”的特殊要求体现为：在典型行为或犯罪情节的本质要素中蕴涵着凭借事先预设的程序实现电子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信息和远程通讯新技术（或者他们的组成部分、产品以及处理对象）[3]。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各有道理，前一种观点根据信息犯罪的本质，从法益的角度作出概括，而后一种观点则提醒我们在理解信息犯罪时，不仅要关注以信息为对象的犯罪，也要关注通过信息手段实施的犯罪。此外，笔者认为，信息犯罪这一概念必将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而扩展，所以需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信息犯罪大致可以指称与信息有关的犯罪，其范围概括起来讲，包括但不限于以信息为对象的犯罪（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以信息为工具的犯罪（如利用信息实施的有关犯罪），也包括与信息相关的其他犯罪。 　　从原子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是我们社会当下经历的进程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发生于信息社会的信息犯罪也对基于原子社会制定的传统刑法规定提出了新的挑战。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讲，信息具有以下性质：普遍性、依附性、可度量性、可识别性、可处理性、可传递性、可共享性[4]。信息犯罪也不可磨灭地打上信息的烙印，具有一些传统犯罪不具备的特征。有学者对信息犯罪的特征概括为如下“五性”，即：犯罪人员的智能性、犯罪手法的隐蔽性、犯罪手段的多样性、犯罪后果的严重性、犯罪行为的复杂性[5]。笔者认为，上述关于信息犯罪特征的概括还不够完整准确，尚处于初步认识阶段。在信息社会的初期，信息犯罪就已经具有智能性等特征，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和信息犯罪的演化，很多不具备专业技术的人员也可以轻易地实施信息犯罪，其他特征也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新变化，需要刑法作出回应。其最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犯罪行为的多元化：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为例 　　信息犯罪的犯罪方式逐渐多元化，不断突破原有刑法规定的行为方式范畴。信息社会，信息作为事物存在和运动的方式，更加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之中，信息的普遍性更加明显。而且，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本身蕴含着丰厚的利益价值。因为信息具有可识别性，可以通过识别作出一定的分析进而影响行为决策及其结果。而且，信息发挥巨大作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国家范畴到个人范畴，从政治范畴到商业范畴，掌握信息的主体越来越多，侵犯各种信息的犯罪行为的数量和范围也就不可避免地扩大。就公民个人信息而言，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信息的收集和利用越来越成为一种自在的事实，不以信息主体是否有发布和传播的意愿为前提，非法利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也不断发生。 　　为了应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愈演愈烈的趋势，《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对国家机关以及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六种特定领域内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其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作出了规制。刑法的这一规定，在当时确实是对原有立法的重大突破，体现了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但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上述规定就显现出滞后和不足：非法出售和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初期可能只是具有提供涉及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