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代儒士心理结构对元曲批评文体影响.docVIP

试论元代儒士心理结构对元曲批评文体影响 　　[内容摘要]元代儒士生存的边缘心态、娱乐的自适心态、价值的凸现心态的心理结构决定了元人的元曲批评表现为序文体和目录体。序文体和目录体的文体形式也体现出了元人元曲批评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生存的边缘心态；娱乐的自适心态；价值的凸现心态；文化精神。 　　[作者简介]唐明生，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2007级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古代文论。 　　 　　元杂剧的繁荣和元代独特的文化背景催生了元人的元曲批评。元人的元曲批评表现为目录体和序文体两种文体的形式。元人的元曲批评缘何表现为这样的两种文体的形式，是由当时元代儒生特殊的心理结构决定的。 　　 　　元代儒士的心理结构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民族统治另一个生产力相对发达得多的民族的时代。这种统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尚武轻文，甚至可以说是凭野蛮征服文明，以野蛮摧残文明。这个落后、野蛮的民族无法领会到渊源已久的汉文化的作用，更谈不上以它为工具来“修身、治国、平天下”了。元世祖忽必烈就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姚遂《牧庵集》)。这的确是一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理解力。基于这样的理解力和认识水平，元蒙统治者停开科举近80年之久。而“贡举法废，士无人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青，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以贩育为工匠商贾。更有甚者。一些汉族儒士被掳为“驱口”，亦即沦为奴隶。这种贱视儒士的行为，不仅摧残了儒士的身心健康，更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而贱视儒士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儒士的社会地位暴跌。唐宋时那种科举及第后的荣耀和“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愉悦心情一去不返，带之而来的是凄婉的勾栏之音。宋代尹沫曾说：“状元登地，虽将兵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儒林公议》)而元代谢枋得则有“七匠、八娟、九儒、十丐’之说，故时人曾有这样的感慨：“嗟乎悲哉，介乎娟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以儒为驱，古无有也。”两相对照，宋、元儒士的社会地位，不啻天壤之别，儒士在宋是“白衣卿相”，在元则位居娟妓之下，跌人到社会的最底层。 　　在元代这个特定的时代，中国的封建文人第一次被逼到了生存的边缘，所以元曲的批评家是一　群“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的人。在这样的社会中，他们具有生存的边缘心态、娱乐的自适心态和价值的凸现心态。 　　 　　生存的边缘心态 　　 　　这种生存的边缘化心态首先体现在对必备物质的要求方面。元曲的评论者绝大多数或者终身不仕，或者屈居下僚，如夏庭芝、钟嗣成、杨维桢。就是作了元代社会的高官，那也只是元朝统治者为了拉拢汉人而实行的一种手段，表面上非常风光，但是实际上很受元代贵族的排挤。如赵孟?\。中国的封建文人们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讲究立功立德立言。这就是他们终极的人生追求，如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指导思想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重“道”而轻“器”的儒家传统使封建文人们一旦未能走上治世之途，那属于“器”的生活技能则十分缺乏。元代的下层文人也一样，绝大多数沉沦于市井勾栏，又不愿混迹于贩夫走卒之间，那么唯一求生的武器就只剩下“笔”了。再者元代文人处于“九儒十丐”的社会地位，再加上元代统治者蒙古族具有十分强烈的尚武精神，对文弱的读书人是瞧不起的。有一个元代蒙古族统治者曾经拿文人的帽子当尿壶使用。公开侮辱文人，再加上仕进之路对于绝大多数文人来讲已不可能。一旦失去人生追求的目标，就使他们苦闷忧郁，愤懑不平。自宋代以来，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勾栏文化得到了极大发展。到了元代，新兴的杂剧艺术在客观上迫切要求文人的参与和提高，于是一些仕途无门，又不肯或不会弃儒为吏和弃儒为商的读书人便选择杂剧作为生存之道，就成为必然的了。他们移兴趣于俳优伎俩，偶倡优而不耻，以满腔的热情为杂剧艺人编写起杂剧脚本来。他们的身份也由传统的儒士变成了瓦肆勾栏间的“才人”，例如钟嗣成、夏庭芝。钟嗣成一方面创作剧本，一方面对杂剧进行评论，把一些名公士子称之为“鬼”，并且称之为“不死之鬼”：还称赞他们为“绝无仅有”者，就是书名也命名为“录鬼薄”：夏庭芝是个破产的富人和落魄的文人，正如他在《青楼集?自序》中所说： 　　呜呼!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而色艺表在人耳目者，固不多也。仆闻青楼于方名艳字。有见而知之者，有闻而知之者，虽详其人，未暇纪录，乃今……郡邑萧条。追念旧游，慌然梦境，于心盖有感焉；因集成编，题曰《青楼集》。由于前后生活的变化，所以产生了今昔对比之叹和个人的悲剧性的命运之感，那个能够自由嫖妓、风流放荡的岁月代表了作者的鼎盛、青春和高贵。所以追忆妓女为标志的时代，就是回味个人生命的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