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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宗教文化在北洋时期大发展
试论宗教文化在北洋时期大发展
摘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十六年,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尽管只是相当短暂的一段,但完全有理由称为近代以来中国宗教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北洋时期的社会秩序失范、政治动荡、传统坍塌、思想真空,宗教界(包括居士)活跃分子出于自身信仰层面的考虑,也为了使宗教的发展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大力倡导宗教文化事业,这些都在主客观上促进了北洋时期宗教文化的大发展。
关键词:北洋时期;宗教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B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5-00100-02
如同定义文化一样,实在很难给宗教文化下一个能够让大家普遍认同的定义。本文使用的宗教文化一词,具有双重涵义:一是力图区别于整体意义上的宗教。宗教文化,在内容上,不仅包含宗教意识、宗教情感、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宗教制度、宗教组织等构成宗教的基本要素,更包括了如宗教教育、宗教出版、宗教慈善活动、宗教习俗、宗教文学、宗教艺术、宗教美术、宗教音乐、宗教建筑等社会化的宗教现象;二是强调上述宗教现象的文化意蕴。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结束了在中国存在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1],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北洋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春秋战国以来所未有之变局,从经济到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同时,北洋军阀时期又是一个分裂割据时期,整个国家缺乏大一统的主流统治思想,这就为各种异端思想(自然包括宗教文化思想)的发展留下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空间。反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尽管北洋时期的中国政治黑暗、社会动荡…… 但这种变化还是呈现出一种前进的趋势,并且贯穿北洋军阀统治的整个时期。[2]纵观近代以来中国宗教文化发展的历程及其命运,笔者认为,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十六年,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尽管只是相当短暂的一段,但完全有理由称为近代以来中国宗教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那么,宗教文化为什么会在北洋时期得到如此大的发展呢?
一、科举制的废除与社会的无序
为什么过去以四大发明傲称于世的中华帝国,后来却技术进步停滞、经济发展裹足不前、社会结构长期落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有学者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角度也即从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近代以来的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正是陷入了这种所谓超稳定结构中而不能自拔。[3]
自鸦片战争以降,随着外部势力的冲击,传统的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中国社会逐渐解体,这种超稳定结构被打破。[4](但是,这也仅限于广大城市-知识界-知识分子[5])与之相伴的,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从广义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危机。[6] 四民,即士、农、工、商,其依序排列,体现了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等级秩序。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士――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在二十世纪初年遭到了严重冲击。根据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提出的精英循环理论:社会的冲突和动荡是由于精英循环路线不畅所引起的。[7]这一理论试图说明社会政治系统维持平衡和稳定的基本机制。精英循环理论不同于阶级理论,它淡化了人们在社会所有制中的地位,即社会结构上的不平等,否认社会冲突的根源是阶级对立,突出强调了精英循环畅通对社会平衡和稳定的重要作用。尽管中国的科举制度只是一条不完全的精英循环渠道,并不能完全解决精英循环的问题,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解决精英循环问题,因而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8]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则彻底堵塞了这条精英循环渠道,学而优则仕再也不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终极追求。士的社会地位的衰落,最终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及其全盘性地反传统,乃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都与之有一定的联系。[9]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原因,在重视分析每个子系统功用的同时,又强调各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对弈及其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这些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中国封建社会这个超稳定系统及其各子系统复杂性和特殊性的分析,忽视了它们所赖以存在和发生作用的深层次原因。知识分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现象,近代以来,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作用的发挥都有了重要变化,他们对政治极度失望,并且迫切需要在精神上寻求新的寄托,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景观,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和变迁无一不与之相关。
从宗教社会学视角看,这种整个社会的失范而导致的无序状态与历史性的动荡变迁,造成了人们原先依仗宗法伦理保护的安全感的普遍失落;贫富分化加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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