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和法家法观念融合.docVIP

试论儒家和法家法观念融合 　　［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礼治”的思想，法家则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思想。文章分别阐述儒家、法家的法观念，并对两家法观念进行对比，阐述儒法融合的过程和表现，进而详细分析融合的原因和对后世法律、治国方略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法家；法观念；融合 　　［中图分类号］ D9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39(2007)02-0028-03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儒家和法家的思想都博大精深，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儒家的法律思想集中表现为“礼”，而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法”。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的法观念冲突达到了顶点，双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之后，礼法之争趋于缓和。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礼与法开始了漫长的融合阶段。至唐朝，儒法两家法观念的融合通过法律的道德化和礼的法律化在唐律中得到最完善的体现。 　　 　　一、儒家和法家法观念的对比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钟情于古老的礼乐文化，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宗法制度，主张重德轻刑，重礼轻法。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由于礼是区别尊卑、贵贱的主要尺度，因此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不得犯上僭越。孟子也以君臣父子为“人之大伦”，绝对不可以背离。荀子更是把尊卑贵贱视为“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认为以礼服人，不仅可以制止犯罪，而且可以培养人们的知耻向善之心；以法治人，虽可以制止犯罪，但它使人们只有畏惧而无羞耻之心。儒家重视礼治、德治、人治的同时，批评法家的理论是“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同时指责法家“严而少恩”，“不务德而务法”［2］。 　　而法家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不可抑制和教化,只能因势利导,用法令加以约束。法家的法观念主要包括：第一，治国要用法而不是用贤人。韩非子认为:“抱法处世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主张“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怜”，“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3］强调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不因人的主观因素而发生变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第二,主张严刑峻法,强调法令必须具有绝对权威，强调实行严格的刑赏制度。法家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制定严密完备而具有强制性的制度，采取残酷且有震慑力的刑罚才是君主治国的法宝，这样，老百姓就不敢犯法，以达到除去奸邪的目的。比如，商鞅认为：“重刑连(诛连)共罪，则民不试，故无刑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韩非、李斯认为，明确而又具体的制度比只有宏观规定的道德及教化更实在，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主张“以力服人”、“以刑去刑”［4］。 　　儒法两家之间的真正冲突的焦点在于作为道德规范的礼应否成为政治的、社会的规范，或者说成文法能否是唯一的政治的、社会的规范。所以，儒法两家法观念冲突导致的结果表现为道德规范和成文法的矛盾。儒家认为，作为源于家庭、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的“礼”应该成为社会的政治规范，并成为治国之本；而法家主张成文法应成为所有的社会和政治的行为准则。儒家强调道德规范应高于成文法，而法家则认为是成文法创造了道德规范。对法家而言，“王者之道”不应当基于人的自我完善，而应当基于人们遵守成文法的明确规定从而避免了误入歧途。 　　概言之，儒家以礼治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家庭宗法的法律观。而法家所关注的是有力量的法律，即国家法律的效果，形成了以“法”为核心的君主专制的法律观。儒家注重制定一些道德戒律，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罪恶。而法家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出发注重实行刑赏制度，主要意图是根治罪恶或社会的动乱。 　　 　　二、儒家和法家法观念的融合 　　 　　儒家和法家法观念的融合，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逐渐深化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汉代以来，从以儒家经典学说为指导进行立法和解释法律开始，到“春秋决狱”――直接以儒家经典作为司法的根据，在这一时期，礼不断法律化，法不断道德化。这一时期儒法融合大致有以下几个途径：第一，总结先秦的教训，为儒法合流制造舆论。如刘向在《说苑》中对德与刑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5］这一论述是针对如何建设长治久安的王朝而提出的。第二，通过注释法律和“春秋决狱”，融入儒家的法律观念。由于《春秋》的精神符合国家认可的法律意识，所以汉代盛行“春秋决狱”，根据《春秋》的精神解释法律，指导断罪量刑。董仲舒撰写的《春秋决事》受到当时执法者的普遍欢迎。大多数儒家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