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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实践转向 　　 摘 要：“物义论”的盛行导致了道德教育实践环境的变异，也使得道德行为习惯指向的道德实践极端功利化，从而逐步走向式微。面对道德教育实践的困境，道德教育必须进行实践的转向，关注个体的主体性，培养人的道德价值自觉应当成为主体性道德教育实践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物义论；道德教育；道德价值自觉；转向 　　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2-0075-03 　　 　　在我国的道德教育实践中，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一直被视作教育的基本目标，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成为教育者孜孜以求的梦想，但这种直接指向于道德行为习惯的教育实践却遭遇了尴尬：教育者竭尽全力却无法帮助受教育者形成预期的道德行为习惯，“知行不一”的现象仍然严重困扰着道德教育实践。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在道德教育实践中将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作为直接目标是否适当？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教育实践是否需要转向？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略作探析。 一、行为习惯指向道德教育实践的困境 　　在道德教育历史中，各种各样的教育实践都不约而同选择了一个共同的焦点，就是对身体进行严格的规划和制约。人们希望通过对身体的规训最终实现对精神的征服，在这种逻辑驱使下，公共意志成为唯一合法的标准，其他所有不合乎这一标准的事物都必须隐藏起来，个体行为中任何有违标准的都必须加以矫正，因此，身体受到严格甚至残酷的规训，行为习惯成为道德教育追求的唯一目标。我国的道德教育实践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这也就是“行为习惯指向的道德教育实践”。行为指向的道德教育实践，本质是通过对“不道德行为”的抑制，克服人的物性化，但是重复枯燥而又残酷的身体规训所带来的并不是精神提升，而是个体道德主体地位的丧失以及个体精神和道德引导的对立与冲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行为习惯指向的道德教育实践开始陷入困境：教育者竭尽全力所培养的个体道德行为习惯变得羸弱不堪；教育者的无力感日益明显；受教育者对行为习惯教育的态度变得抵触甚至对立。行为习惯指向的道德教育逐渐走向衰微。 　　任何一种道德教育实践，都必然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并指向于作为文化的存在的人，因此，道德教育实践必然是对这种文化的一种忠实践行，所以，任何一种道德教育实践的成败都决定于此。在我国，道德教育实践的行为习惯指向所遭遇的实践尴尬，主要根源就在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异和人自身的物化。 　　现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异导致了受教育者对行为习惯指向的道德教育实践的排斥。纵观人类文化精神的发展历程，从神义论――人义论――物义论构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在人类生活的早期，神义论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神义”成为证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依据。随后，伴随人类追求自我解放的步伐，人义论逐步替代了神义论，“各种人的实在或属性”成为人的生活秩序的正当性基础。人义论的不断演化，逐步将基础转向人的属性，于是，以人的“物性化”和外在自然事物“物性化”为标志的“物义论”成为现代人类精神的核心。“现时代是‘物义论’的时代，是以人的‘物性’和物的‘物性’为生活的阿基米德点的时代。”[1]这种物义论的核心是将人自身的“物性化”与外在自然事物的“物性化”相结合，以此作为现代性生活的根基，“社会、政治、法律的秩序和人心的秩序被放置在‘物性’上，或者以‘物性为中心’。” 我国学者金生?v认为，物义论使得道德和道德价值发生了根本的变异，“在道德心态上，现代人走向了以‘物’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的结构”；在相互交往关系上，“每个人仅仅对自己的利益和领域负责，拒绝为他人或共同的恶、罪承担罪责意识。”在道德价值的评价上，消费主义占据了上风。物义论盛行的必然结果就是“一种治理自我的优化人格的取向被身体的物性快感的彻底张扬而代替，身体沉溺于物，导致自然世界的技术掠夺”。[1] 　　在现时代，一切以物为中心已经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特征。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习染下，受教育者开始追求个性解放，人的自然的无形的张扬已经成为他们的道德标志。因此，他们所需要的是彻底的身体放纵，任何有违于此的做法都将被排斥和唾弃，鉴于此，传统的追求精神升华、人格优化的行为习惯教育受到抵制也就不足为奇。 　　行为习惯指向的道德教育实践异化是导致其衰微的另一原因。物义论在现代社会的盛行，影响的不仅是受教育者，教育者也在劫难逃。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道德教育实践中的功利化倾向。在人类的生活中，功利性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物义论却将功利性提升到极致。在极端功利化驱使下，行为习惯指向的道德教育实践被严重异化，行为习惯的养成成为道德教育追求的全部目标。于是道德教育成为一种严格的行为习惯的训练，这种训练将“高尚”设定为目标，在经历了对身体的暴力性训练后，人对自己的本能产生了羞耻感，但同时对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