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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解脱与惩罚知觉对幼儿教师职业伦理决策影响 　　摘要测查了道德解脱和惩罚知觉对幼儿教师职业伦理判断和行为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三类道德解脱机制与幼儿教师的职业伦理判断和伦理行为意向呈显著负相关；道德合理化、模糊因果关系和曲解有害影响以职业道德判断为中介间接影响幼儿教师的职业伦理行为意向。四类幼儿园职业伦理决策情境下，道德解脱的预测效应存在差异：在幼儿园有害情境中，模糊因果关系和曲解有害影响能显著预测幼儿教师的职业伦理判断；在幼儿园且幼儿有害情境中，道德合理化和模糊因果关系显著预测幼儿教师的职业伦理判断；在幼儿园有利幼儿有害情境中，道德合理化、模糊因果关系及曲解有害影响均显著预测幼儿教师的职业伦理判断；在幼儿园有利情境中仅道德合理化能预测幼儿教师的职业伦理判断。研究对理解幼儿教师的职业伦理决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幼儿教师；道德解脱；惩罚知觉；伦理判断；伦理意向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7.12.005 　　1问题提出 　　Bandura（2016，p.24）指出“大部分传统的道德理论在解释道德行为的调节作用时只能解释其中一半的原因。”其中有些理论假定道德准则在生活各领域保持不变，却不能说明道德准则转换成行为的机制，不能解释在不同的情境下道德准则如何影响道德行为。为克服传统道德理论的不足，研究者提出了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认知理论是用于解释思想和行为之间自我调节过程的综合框架，这个框架使人们可以理解个体在不同的情境和活动中是否及为何出现不当行为（Bandura， 2016）。自我调节和道德解脱是社会认知理论所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自我调节指的是人们基于一系列内在的标准对当前行为进行决断的能力（Hystad， Mearns， Eid， 2014），道德解脱指的是对不当行为进行转化和重新解释的机制，使人们在实施这些不当行为时不会招致负面自我反应或自我惩罚（Bandura， 1991）。自我调节机制在解释道德解脱上起着关键作用，道德解脱的存在与否取决于自我调节机制的激活与否。如果自我调节机制能得以有效运转，个体的自我谴责机制就会被激活，个体内在道德标准和违法行为之间的可能矛盾将可被提前预知从而受到阻止，最终抑制违法行为（Moore， Deter， Klebe Trevio， Baker， Mayer， 2012）；如果自我调节过程没能激活，那么道德解脱就会出现（Bandura， 1999）。因此道德解脱是指自我调节机制去激活时自我谴责机制失去活性，从而合理化与内在道德标准不一致的行为（Bandura， Barbaranelli， Caprara， Pastorelli， 1996； Detert， Trevino， Sweitzer， 2008）。道德解脱会培养非伦理甚至违法行为（Bandura， Barbaranelli， Caprara， Pastorelli， Regalia， 2001）。Fida， Tramontano， Paciello， Ghezzi和Barbaranelli （2016）研究发现道德解脱不仅会导致对非伦理行为的正当化而且会使个体对将来的非伦理行为进行更多的解脱。Bandura（2016，p.48）认为非伦理或违法行为不能认为是“伦理失足”而是道德解脱的激活，是一系列社会认知机制引致的“说服性自我免罪”。道德解脱使不当行为成为可能，同时使道德控制去激活，使“原本好人”出现内部道德系统的暂时和有选择性失声，做出原本不会做的不当行为而不会招致自我责罚（Bandura， 1991， 2016）。因此，道德解脱通过解除个体内在对违法行为的自我限制和激活自我免责心理，从而影响个体的道德思维，继而影响其道德行为（Bandura， 2016）。道德解脱包括三类共八个不同的但又相互关联的机制：（1）道德合理化，即对有害行为在认知上进行重新界定以使其具备道德正当性，包括道德辩护、委婉标签和有利对照；（2）模糊因果关系，即对不伦理行为的受害者进行认知重释，包括去人性化和责备归因；（3）曲解有害影响，指对有害行为的影响进行认知重构，包括责任推脱、责任扩散和歪曲有害结果（Hystad， 　　Mearns， Eid， 2014； Moore， Detert， Klebe Trevio， Baker， Mayer， 2012）。 　　正如Alnuaimi， Robert和Maruping （2010）所指出的，道德解脱解释了为什么无他人在场情况下人们会做出他人在场时不会做出的不道德行为。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人们通过休眠自我调节机制来对自己的非道德行为进行合理化或辩护。道德解脱在减少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同时培养了其破坏性行为（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