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下的江永“女书”[权威资料].doc

传播学视野下的江永“女书” 　　【摘要】“女书”，又称女字，是流传在中国湖南江永及周边地区妇女中的一种文字符号，是一种举世罕见的文字体系。它曾以特有的方式在严格的传播群体内进行思想交流，涵化教育，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女书”传情达意、陈理记事的信息交流价值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女书”的文化价值却日益凸显。在新媒体时代，我们要对“女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更有效的传播，以推进“女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女书”；传播方式；传播功能 　　“女书”，又称女字。作为举世罕见的文化现象，它是人类发展史上唯一的性别文字，流传在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是一种以当地方言为基础，仅在女性中使用传承的特殊符号，2006年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果说信息是物质过程的思想内容，符号是表达信息的外显形式，那么媒介就是负载符号的物质实体。”[1]“女书”作为特殊的文字符号记录着与妇女有关的家庭生活、社会交往、女红艺术等日常事务，是特殊时期特殊群体之间进行信息传播的桥梁。 　　一、江永“女书”的传播方式 　　1.“老传少、母传女” 　　“女书”的传承方式很特别，往往是母女世代传袭，上辈传下辈，传女不传男。“女书”有着严格的传播群体，只在妇女中流传使用，是当地姊妹妯娌之间秘密信息的传播方式。[2]据“女书”传人胡美月口述回忆：“到了五六岁时，奶奶便教我写字，她拿着我的手，一笔一笔地写。……可以这样说，我的童年，接触女字比接触汉字还要早。奶奶是我的女字启蒙老师。”“女书”传人义年华也是在14岁时开始向堂叔娘（即婶娘）学习“女书”，“传授时间绝大多数在隆冬农闲季节，大家围坐在火塘边，听读一句，跟念一句，一字字逐次辨认，直至完全掌握为止”[3]。 　　2.“歌堂式”传播 　　江永潇浦镇、上江圩和黄甲岭乡一带姑娘出嫁时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坐歌堂”，伴嫁姑娘和女性亲邻到新嫁娘的歌堂里以歌送嫁，“坐歌堂”活动包括进歌堂、坐歌堂、哭离乡歌、接三朝和贺三朝等内容。[4]这样的集体狂欢将持续三天。“坐歌堂”时使用土话唱“女书”，歌词全是七字句式。这种“坐歌堂”的女歌，有先前已有的，更多的是现场即兴编唱，一些“女书”高手再对这些即兴创作的女歌进行记录流传。这些“坐歌堂”从创作、演唱再到这种特有方式的传播，不仅凝聚了这些女性，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创新了“女书”文化。 　　3.主动传播 　　这里阐述的“主动传播”即传受双方主动参与信息的传播活动。“女书”文化得以传承，是与女性的一些主动传播活动分不开的，其中结拜姐妹的习俗为“女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女书”流传地及相邻乡镇女性经常结拜姐妹。这些结拜的姐妹，经常互相交往，用“女书”来传递所有与女性有关的信息，用“女书”写信、道贺，用“女书”互相劝慰、排忧解烦。结拜姐妹的习俗为“女书”的创作和流传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还有一些家庭条件较好、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女性，会主动花钱向“女书”水平较高的妇女学习。 　　4.庙会传播 　　庙会是“以祠庙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5]。在庙会上，女性可以大方参与，包括未婚女子，她们完全可以抛开往日的矜持与羞涩，大方参与庙会的各项活动，对她们而言，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交空间。当地的庙会同样以“女书”作为媒介进行祭祀活动，庙会的这种公共性与公开性便于“女书”向更广阔的地域传播。当然，这种庙会活动伴随着各类商业活动，如写有“女书”文字的物品的买卖活动、在纸扇上题写“女书”文字的交易活动等。庙会上的这些商业活动推动了“女书”的传承，促进了“女书”的公开传播与发展。 　　二、“女书”的传播功能 　　1.知识的传播，文化的传承 　　现代传播理论的先驱H.D.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的传播活动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与美国学者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1959年发表）中提出的社会化功能都说明，“女书”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女书”作为妇女文化表现的重要媒介，首先承载的是知识的传承。“女书”《龙阳卢八女传记》中的“年纪到了四五岁，访问地方富家门。她父时时常挂念，为女觅人结婚姻。……男女双方皆年幼，便由父母包婚姻”，记载的是民国初年卢八女四五岁时，即由父母包办，与邻村王修苟的儿子订了摇篮婚，反映了当时江永地区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她们没有任何自由，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更没有学习的机会。她们足不出户，与外界相对隔离。但是这些女性文盲，透过“女书”这扇窗，来了解世界、认识外界。通过对“女书”的学习，获得了知识和技能，并能在当时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