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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马克思丰义哲学思想研究 　　[摘要]郭沫若，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到考古、历史、文学等学科领域，尤其在史学方面更为突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重点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状况，以“人民本位”思想为重要出发点，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体现，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关键词]郭沫若；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民本位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5918（ 2018） 04- 0075- 03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郭沫若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和秦以后的历史人物研究中，以人民本位为标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体现和升华，还表明了人民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中国古代社会之“人”的身分的变化 　　郭沫若依据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想内容，结合卜辞、《周书》等古代书籍，对人民身分的变迁更综合地叙述了一遍。人民本是生产奴隶是郭沫若在古代社会中所发现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他看来，这其实已经是一种进步，因为在这个历史阶段之前，人民连做奴隶的身分都没有。 　　依据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分类，认为在原始社会是没有奴隶存在的。郭沫若通过研究认为，人类的原始时代是纯粹的家族集团或宗族，那时是无所谓奴隶的，这和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奴隶来自异族。起初征服或战胜异族，俘获的人要全部屠杀，然后把这种人作为牺牲来祭本族的祖宗神祗。就是在卜辞里面以人为牺牲的记录也多有记载。用人牲之例多言“伐”，伐若干人即杀若干人。可见殷人对于人夫并不怎么爱惜。但人是有使用价值的，起初择其辩黠柔顺者以备驱遣，那便是臣，便是妾，即所谓家内奴隶。进而发展到众、民。并且卉‘人对待奴隶十分残暴。 　　郭沫若在卜辞中未发现民字，在其看来，并不是殷代没有民字，而是没有机会用到而已。《盘庚》等文中都已出现民字，尤其《高宗肜日》中的“王司敬民，罔非天胤”一句，可以说是思想上的一大进步，把人民都平等地看成为天的儿子了。在其看来，这无疑是经过后代儒家所润色的。 　　周初的几篇《周书》都有民字。在彝器方面，成王时代的《班簋》叙毛伯伐东国，三年告厥成功，有“惟民氓拙哉，彝昧天命，故亡”的话，当然指斥的是殷之顽民。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中讲到的关于民的言论都和《周书》的观念接近，表示民与土地是天所授予于王室的财产。这些都很明显是殷代传下来的观念，表现出疆土和人民是不可分的。 　　民在周初又称为人鬲。《大盂鼎》纪康王锡盂的物品说道：“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所谓“邦司”就是管家娃子，所谓“夷司王臣”也就是专管夷仆的王家娃子。这两项是分开记载的，同一人鬲也是分开记载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想到“邦司”所管的人鬲是旧有的奴隶，“夷司王臣”所管的人鬲是征服殷室后裔新归附的夷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人鬲的内涵，前项的六百五十九人中分明包含着“白驭至于庶人”。庶人在人鬲中居于最下位。驭当即十等人中的舆，可见人鬲是把下等的家内奴隶也包含着的，这是把庶人身分表示的绝好的材料。 　　人鬲又省称为鬲。成王时的《作册矢令簋》中认为臣与鬲相对。在这时期，臣虽然还是有管家娃子，但他已经有家室；但鬲以人言，可见还是单身汉的普通娃子。?@鬲也就是《逸周书?世浮篇》“馘磨亿有七万七千七百七十又九人”的磨，在郭沫若看来，恐怕也就是黎民的黎。 　　臣民本是王家所授予，和“田土不鬻”一样，也不宜私相授受，或有所损失。故周初的人时常谆谆告诫，要“怀保小民”。随着时代的发展，享有逐渐化为私有，于是臣下之间也同样把自己的娃子或土地分予人了。这种情形是周穆王以后才频繁起来的。 　　人民不仅可以授予，还可以买卖。根据《秋官?朝士》中记载，人民与牛马六畜同科，可以在市上交易，并且价格低廉。但奴隶的价格并不是长久都是这样低廉，人后渐渐贵了起来。奴隶之所以涨价，是因为日后社会变革，为其提供了契机。 　　除此以外，在奴隶制时代，人民是没有受教育机会的。直到春秋、战国以后，随着人民的价值和身分的提高，不再与六畜同科。 　　二、中国古代社会之“人”的概念的形成 　　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人学观点。正是这些关于“人”的观点，令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开辟出一个全新的角度。 　　郭沫若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人”的身分变迁的叙述，认为随着人民身分提高，人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作为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人”的概念的形成。 　　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现，在奴隶制昌盛时期，人是失掉了他的独立而存在的，凡是宇宙内的事情都由天帝作主，凡是社会上的事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