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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音乐教育思想对当今声乐教育启示
陶行知音乐教育思想对当今声乐教育启示
摘 要:针对当今声乐教育的问题,挖掘陶行知音乐教育思想里的生活教育、情感教育、民主教育精髓,为解决声乐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带来启示。在具体的声乐教学实践中,让声乐与学生生活相融合并以此理念作为指导,塑造学生独立自主的人格,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表达真情感、探求真理的能力,养成民主意识;运用多种兼具科学性、操作性和创新性的教学技术和方法,实行通俗化的声乐教育;理清生活教育、情感教育、民主教育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系统的、贴近真切生活的、以塑造真实人性为目标的声乐教育体系。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声乐教育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当下,高等音乐院校的扩招和文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成熟令声乐教育日渐脱离实际生活、远离民族文化土壤、跌入传媒裹挟着的娱乐化喧嚣大潮。在如此教育体制下培养出的很多人才,既不能走进街坊里巷,又难以登上大雅之堂。然而,当我们回望民国时期的声乐教育时发现,其时虽条件简陋、师资匮乏,但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教育家陶行知始终不放弃美育,尤其是音乐教育。梳理教育史的脉络可以发现,从王国维到蔡元培,从李叔同到丰子恺,清末民初“以美育塑造国民性”的思想恰恰在陶行知这里落到了实处,并形成系统的理论和实践。陶行知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进行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实践,比如1927年在南京兴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1938年在重庆兴办育才学校。他的“生活教育理论”①与“民主教育论”②思想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对解决今天的声乐教育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当今声乐教育的几大问题
(一)声乐教育脱离实际生活
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美是生活”。他说:“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1]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艺是对社会存在的反应,广义上的“生活”实际就是社会存在。当今声乐教育脱离实际生活的典型体现是:一方面,施教者所传达的声乐信息未能与受教者的实际生活情况相吻合,不适合受教者理解和体验;另一方面,受教者由于缺乏足够的阅历和感受力,难以理解施教者传达的声乐信息。比如,一个18岁左右的音乐学院大学生在深沉地演唱一首呼唤中华远古文明的教学曲目,除了声乐技巧的学习外,以该学生的学识和阅历很难体验与感受远古文明的深远、厚重。而在社会化的声乐教育当中,此类现象更为明显,例如以比才的《卡门》等歌剧片段对青少年甚至儿童进行声乐入门教学,这是典型的脱离实际生活的音乐教学。可以预见,在这种教学材料的配给下,即使在声乐技巧上经过千锤百炼,可以表现出超越年龄的、技术上的成熟,但受教者仍然不能领悟作品中的生活和声乐信息,不能与其生活产生共鸣。因此,很难简单地把这种声乐教育归为成功。
(二)现代媒体影响下的非专业化导向
在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导向性的社会化声乐活动中,如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及各类音乐综艺等,呈现出注重炫技和制造娱乐气息的典型娱乐化特征。这种来自媒体的宣传造势,实际是改变了社会对声乐教育的期待,进而影响到声乐教育偏离专业本质。“学院派”借助自身的技术优势,通过精确的训练以达到对原作惟妙惟肖的模仿;“江湖派”则避开技巧的不足,转而寻求时装、舞台效果、观众期待等因素而制造娱乐狂欢。于是,声乐教育配合媒体宣传,“选手如同工业流水生产线上制造的产品,从音色,唱腔,表达方式举手投足甚至着装的一致性,难道不能很好的说明问题吗”[2]。过于注重炫技和营造娱乐氛围而忽视受教育者的个性和时代的特性,声乐教育最终沦为批量化生产。
(三)教学的过程和手段缺乏民主意?R
在声乐教学的过程中,施教者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受教者自主选择权有限。陶行知在20世纪初就已意识到声乐教学的民主问题并开始改进,他认为“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教学的核心就在于‘教学生学’。1919年,他在校长郭秉文的有力支持下,断然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在全校范围内全面推行教学法的试验”。[3]而当下声乐教学手段的选择却往往是从施教者的角度出发。比如,中学音乐老师常会挑选经典歌曲或是经典曲目的精华片段让学生练习,但该年龄段的学生却对于流行歌曲(唱法)颇有偏爱,学生面对老师规定的教学曲目和教学计划一旦产生抵触,教学过程便会异化为一种机械刻意的训练而非艺术的熏陶感染。缺乏教与学的良性互动,学生难以感受经典歌曲之美,这种声乐教育便容易降低为简单的技巧训练。
(四)声乐教育未纳入美育系统
教学过程中没有把声乐教育作为“美育”的一个小环节去树立教育目标并加以实践。中国现代美育确定为“五育”之一后,陶行知先生竭力践行,无论是在南京晓庄师范学校还是重庆育才学校,即便办学再艰难,经费再紧张他都要设置音乐课程,购置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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