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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权监督问题研究 　　摘 要：由于金融监管者的“经济人”特性，金融监管可能存在的非理想化、腐败、低效率、高成本以及权力本身的性质等原因，加强对金融监管权的监督成为必要。这种监督包括立法机关的监督、法院的司法审查、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金融监管机构自身治理和社会监督等。完善中国金融监管权的监督机制，除了从体制、机制、法制等方面入手，使现有监督机制真正有效发挥作用之外，关键是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强化金融监管的程序化、推行金融监管问责制。 　　关键词：金融监管权；监督机制；透明度；程序化；问责制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7)01―0105―07 　　 　　一、金融监管权监督的理论基础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以及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就必须依法赋予金融监管机构相应的监管权。各国法律规定的金融监管权通常包括：金融规则制定权、金融检查和调查权、金融许可权、金融强制措施、金融危机事件处置权、金融处罚权等。金融监管权实质上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这是把“双刃剑”，它既有可能是促进金融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又有可能是阻碍金融业发展的重大因素。如同市场本身有缺陷、会失灵一样，金融监管也存在失灵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金融监管者也是“经济人”。金融监管机构作为社会组织，具有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各种具体的个体利益，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但由于具体的监管人员是“经济人”，具有任何人所具有的一切缺点，这些人员所组成的金融监管机构并不能保证比其他机构更圣洁、更正确，并且他们掌握着垄断性的强制权力，其所犯错误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此外，监管者具有自己的需要和偏好，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很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并成为其代言人，从而有悖于金融监管目标。 　　2．金融监管行为的非理想化。由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与对这些规律运用程度的差别，监管者即使主观上尽力按照客观规律行事，但由于诸多条件限制，结果不一定能实现这一目的。由此便产生了监管行为的非理想化问题。[1](p．53)信息不完备与“管制时滞”(Regulatory Lag)是导致监管行为非理想化的主要原因。监管者并非全知全能，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总存有局限，而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为自身利益又可能故意隐瞒实情，甚至制造出一些扭曲的信息。因而金融监管机构总是面临信息不完全的问题。所谓“管制时滞”，是指监管者对金融现象的认识滞后、对是否采取监管措施的判断滞后、对监管措施的选择滞后、对执行管制措施的效应滞后。当一项监管措施被实践证明是错的或过时的时候，监管者并不能及时加以纠正或停止。这些都会影响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3．金融监管导致的腐败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公共部门的官员为了牟取私利有时会向私人部门索贿或寻租，而私人部门的某些利益集团或个人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有时也会主动向公共部门的官员施加影响或贿赂，从而实现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有学者将转轨国家中的金融监管腐败现象归结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利用审批特权寻求“腐败租金”。拥有市场准人审批特权的金融监管官员有可能通过拒绝批准、提高准入门槛或增加不合理要求以及故意拖延审批时间等方式对申请者进行刁难和“设租”，从中收取“好处费”即“腐败租金”。二是利用核心机密换取“腐败收益”。金融监管机构的官员代表政府行使金融监管权力时，必定会遇到或产生大量的核心机密。在政府决策过程尚不够透明的情况下，谁能够率先获得这些信息，谁就有可能在市场上占据先机，获取暴利。一般说来，国家对金融的控制越严格，国家机密的市场价值就越高；而市场竞争的程度越激烈，商业秘密的价值就越高。如果国家机密或商业机密被不适当地泄露出去，不仅会造成金融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严重时，还会造成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三是利用现职权力换取“腐败期权”。金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人员流动的随意性很大。在中国，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金融监管官员主动“下海”和少数金融机构负责人“上岸”到监管机构任职。金融监管者与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之间随意“换位”的结果，不仅造成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角色混淆，导致金融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弱化了金融监管的力度，使腐败行为更加隐蔽化、长期化和软性化。[2]金融监管中的腐败行为不仅扭曲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原则，而且损害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威和信誉，最终将有可能破坏整个信用体系，造成金融市场秩序混乱，危及国家的金融安全。 　　4．金融监管的高成本、低效率。金融监管机构作为监管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具有垄断属性，缺乏市场约束和市场竞争，缺少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客观上使得“用他人的钱、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