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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政府善治及其当代启示 　　 摘 要：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制定出了一系列求真务实的施政方针和政策，使边区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达到了政治民主、经济自给、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状态，出色地完成了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从现代管理的“善治”角度出发，考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内容、方法，有助于认识和总结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经验，为当今政府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善治”；启示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15-03 　　 “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人们对社会管理的一个美好的政治愿景。善治的本质就是通过民主法治、公共服务、责任诚信、公正透明、高效廉洁、社会合作等治理方式实现公共利益持续增进的合法化过程。[1]3262011年7月1日，胡??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抓好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这不仅是时代对党和政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政府“善治”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险象环生的战争状态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于创新，制定出了一系列求真务实的施政方针和政策，使当地的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文教建设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均得到快速发展，把这个曾经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的“善治”不仅赢得了当地人民的衷心拥护与爱戴，也为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善治”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在这里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并铸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边区经民选产生的综理政务的四届政府，均以民主、规范、廉洁、高效著称，这与现代管理的“善治”所包含的六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性”、“回应性”、“有效性”[1]9-11基本契合。 　　 1.合法性。从古至今，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和治理都需要合法性作为支撑。以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合法性学者认为，合法性问题主要只是一个经验问题并且只能通过经验加以证明，只要群众在忠诚的基础上对政权能够支持，就有合法性，而不管政权的性质如何，也不管政权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得的。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商谈主义合法性学者更前进一步，把经由包含道德的合理内容程序所形成的认同和“忠诚”，视为合法性的最终来源。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边区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并且是经由合理程序而形成的认同和支持。 　　 1937年7月13日至18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与蒋介石在庐山举行了谈判，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为国民政府的组成部分。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边区成为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权，相当于省的建制。这就从形式上赋予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性。 　　 然而，边区政府行为的真正合法性却不仅取决于国民政府的承认，更重要的是来自边区人民的支持。边区政府所推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经由边区法制委员会、法令审查委员会、各级参议会等的民主讨论而制定的。它们较为充分地集结了民意，突显出边区各界民众的基本利益，因而具有抗御合法性危机的内在力量。正是在这种力量的支撑下，尽管解放战争开始后边区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边区政府也未出现合法性危机，依旧保持着在边区的治权。 　　 2.透明性。透明性是指政府信息的公开性，即民众能否真正获得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与己相关的政府信息，以便其能参与到公共管理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中来。信息公开是“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必要条件。借助这种条件，垄断信息、垄断职能、隐瞒真相等“秘密行政”现象才能得以遏制，民众才不致沦为官僚的“依附者”。 　　 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政务向人民公开的制度，不仅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中广集民意，而且对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法规、政策、措施反复进行宣讲，并随时接受人民群众和各级民众团体的监督和检查。以民众普遍关心的财务收支为例，首先，边区参议会按照民众意愿，通过民主程序对财政预算加以审定和监督。这种预算民主，既包括对概算的设计、监督权，又包括审查、批准权；既指出政府税收工作问题，又有权要求政府税收工作“必须”这样、“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