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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离婚法实践 　　摘要：陕甘宁边区的离婚法令体现了对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追求，但由于落后的社会现实而在实施中遭遇了困境。对此，边区政府在立法、司法、宣传等方面采取了多种补救措施。在离婚问题上，边区还面临着革命需求与个人权利之间的价值冲突，并在实践中对前者有所偏向。考察边区的离婚法令及其实践，可为今日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婚姻自由；离婚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具有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它可以说是新中国的雏形，是建国后各项基本制度的摇篮。边区所形成的法制传统，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的法律制度。因此，考察边区法制，有追根溯源之效，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本文拟集中讨论边区的离婚法令及其实践，这不仅是因为离婚案件在边区婚姻案件中占主体地位，而且因为这一问题最能体现立法理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本文将在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档案资料，对边区离婚法令及其实践进行考察。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边区离婚法令的推行给社会生活带来了何种影响，碰到了哪些问题和困难，边区政府如何应对，以及从中能得到哪些经验教训等。 　　 　　一、边区离婚法令的颁行及其社会效果 　　 　　中共对边区的治理，不仅是为了维持治安，而且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对边区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改造。在这种情况下，边区的政策法令不仅是解决社会纠纷的依据，同时也承担着改造社会的任务。 　　边区社会落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妇女地位的低下。当地流传着一些民谚，如“女人不是人，母猪不献神”，“打倒的婆姨揉倒的面”，“官凭印，虎凭山，婆姨凭的男子汉”，无不反映出这种社会现实。妇女在家庭、社会中完全屈从于男子，只能逆来顺受，毫无婚姻自由可言。而共产党所秉持的革命理想之一，就是实现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早在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会议上，就在关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中明确规定“结婚离婚自由”。在苏维埃时期，中共于1931年和1934年分别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中华???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确立了婚姻自由原则。在离婚问题上，则确定了离婚自由，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可离婚”。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成立后，很快于1939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该条例规定“男女婚姻以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并规定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离婚。条例颁布之后，凭借边区妇联等组织的大力宣传，同时凭借司法中离婚案件的示范效应，“离婚自由”的理念迅速传遍了边区社会的各个角落。政府所倡导的这种全新理念，使深受旧婚姻桎梏的边区妇女备受激励，同时也使她们看到了利用法律程序来摆脱婚姻的希望。因此，在婚姻条例颁布之后，离婚案件呈迅速上升的势头。见下表： 　　 　　在这些离婚案件中，95％以上的案件由妇女提出。其中，绥德分区1942年判离婚案23件，全部由妇女提出；1944年，离婚案65件，其中62件由女方提出，占95.4％。 　　妇女主动提起的离婚案件的增多，固然反映了边区妇女观念的更新和社会地位的相对提升，但也正如有的学者所质疑的：这样的离婚自由所反映出来的仅仅就是妇女地位的提高吗?应该看到，边区离婚政策法令的施行带来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 　　首先，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很多贫农因此而失去了妻子。这是因为，在要求离婚的妇女中，以贫苦人家居多。以绥德分区为例，在1944年该分区的33件离婚案中，当事人家庭为贫农的占25人，中农5人，工人2人，富农1人。绥德司法处总结妇女们提出离婚的理由“不是因生活困难不给吃穿，就是男方虐待打骂，夫妻意志不合”。而贫农一旦离了婚，想要再娶到妻子就非常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另娶一位妻子。因此，贫农们对边区的离婚政策法令持有强烈的排斥和反对态度。他们抱怨道：“八路军什么都好，就是离婚不好”；并且担心“这样下去只有富人干部有老婆，穷人就没有老婆了”。面对这种抵触情绪，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及司法人员也担心离婚案件太多，影响到政府与群众的关系，甚至不敢在群众中宣布离婚条件。中央和边区政府也及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1945年的《五年来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中，边区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浦安修同志将妇女提出离婚增多的问题提请中央重视。她指出，“在贫农阶层，女方提出离婚的多，这对于贫农情绪是个打击”，“虽然都由于感情不好离婚，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女方存在着嫌其贫穷而提出者(感情也有其一定条件)”。浦安修还在“各种人士对婚姻条例的态度”一节中讲到了贫农对废除买卖婚姻、婚姻自由的怀疑，比如有的贫农说“好是好，怕没人嫁给咱了”，对离婚自由表示畏惧。另一位妇女领袖蔡畅则对来访的外国朋友斯特朗坦言：“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女权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结果引起了农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