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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浅民族性对俄罗斯情报工作影响 　　摘 要: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社会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它一经形成,必将对该民族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俄罗斯民族独特个性的影响,俄罗斯情报工作也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本文仅试图从俄罗斯人心中民族个性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来探究它对情报工作的影响,理解俄罗斯情报工作的历史渊源,把握其情报工作的特点。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性;消极因素;情报工作;影响 　　 　　民族个性是一个民族在长期而复杂的社会、自然环境中形成的,一经形成,就对该民族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产生潜移默化地影响。长期的东正教教育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复杂的民族个性。正如俄罗斯19世纪著名诗人丘特列夫所言:“用理性理解不了俄罗斯,用一般标准理解不了俄罗斯”。这种复杂而又独特的民族个性渗入到俄罗斯民族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俄罗斯的情报工作也不例外。与俄罗斯曲折发展的历史一样,俄罗斯的情报体系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沙俄时期的国家秘密警察组织到现在俄罗斯联邦专门的国家情报机构,俄罗斯情报历史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 　　俄罗斯民族个性相对来说,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情报工作的影响也有利有弊。这里,我们仅从俄罗斯人眼中的民族个性中的一些消极方面来探究它对俄罗斯情报工作的影响。 　　 　　一、非理性 　　 　　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发表过这样一种观点:“大自然经常让俄罗斯人最谨慎的盘算落空;变幻莫测的气候和土地经常欺骗对它们报有最微小期盼的人民,于是,习惯了这种欺骗、有所图谋的俄罗斯人便立即鲁莽地做出了未经深思熟虑的、最没有希望的决定: 把其勇敢的任性与大自然的任性对抗起来”。[1]这里, 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了俄罗斯人的任性、鲁莽特征,这一特征也或多或少地溶入到了俄罗斯的情报工作之中。二战苏德战争前夕,有关法西斯德国即将入侵苏联的各种情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苏联最高统帅面前,“然而,所有情报所说的战争爆发时间都成为过去,提供的情报被证明是不准确的,斯大林终于不相信这些情报的准确性了。”[2]在一次次欺骗面前,斯大林终于做出了未经深思熟虑的、最没有希望的决定。美国情报学家理查兹#8226;休尔认为斯大林知觉上的“镜象思维”是造成此次情报失误的根源,俄罗斯情报学家梅利秋霍夫(М#8226;И#8226;Мельтюхов)则更多考查的是情报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但是,无论是知觉上的错误,还是情报上的失准,作为情报用户的斯大林――俄罗斯民族的典型代表身上所具有的任性、鲁莽特征很难说没有影响到斯大林的决定。 　　如果说上述例子还不足以说明俄罗斯情报工作中非理性的一面,那么俄罗斯情报传统中下面这个特点也许更具说服力。俄罗斯情报传统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人力情报,忽视情报分析。在人力情报搜集领域,俄罗斯情报机构可谓大获全胜,辉煌一时,但是在情报分析方面的亮点可谓乏善可陈。无论是在帝俄时代还是在苏联时代,情报分析始终是俄罗斯情报工作最薄弱的一环,大量的情报分析判断方面的工作留待决策者自己进行,既加大了决策的负担,也为决策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判断情报提供了空间。[3]俄罗斯情报工作对情报分析的忽视或轻视,正是俄罗斯人任性、鲁莽、缺乏理性的民族特征使然。 　　 　　二、变革性 　　 　　俄罗斯民族是易变性的民族,在他们潜意识里总是包含着对绝对真理的不断追求,数世纪的东正教教育和地理、自然因素对俄罗斯人生活的影响催生了这一渴求,这种渴求使俄罗斯人成为真理和正义的探索者、改革者。[4]这一点也可以从俄罗斯社会历史的曲折发展中看出来。从18世纪彼得一世改革,到19世纪农奴制改革,再到20世纪的十月革命、苏联解体,俄罗斯民族这种易变的民族个性溶入到俄罗斯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同样,这种易变的民族个性也深深溶入到俄罗斯的情报历史之中,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情报史就是一部情报改革史。以显赫一时的克格勃为例,克格勃情报机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17年12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刚建立时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ЧК)“契卡”,再到后来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民内务委员会――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国家安全局,苏联情报机构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了6次较大规模的改革,期间各种小的调整、重组多达几十次,正是通过不断的改革调整,克格勃领导机构的配置趋于合理,人员编制不断完善,成为显赫一时的超级情报机构。可以说,正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易变性,使他们不拘泥于形式,不断追求完善,才有了俄罗斯情报机构在世界情报舞台的叱咤风云。 　　当然,这种易变的民族个性也对俄罗斯情报工作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同样是改革,俄罗斯情报工作的改革有时却显得有点盲目和不知所措,有时短短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