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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摘要：重大行政决策追责涉及主体、客体、程序、救济等方面的法律问题。立基于法学理论及有关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法律规范和实践，可以从追责主体、追责权限、责任主体三个方面解读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主体，从追责事由、责任形式、追责效果三个方面分析其客体，从形式程序、归责原则、责罚原则三个角度阐释其程序，从申辩机制、举证责任分配机制、申诉机制三个方面论述其救济。通过这些论析，大致可以勾勒出我国重大行政决策追责机制的基本法治要素，解决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相关法律问题。 　　关键词：重大行政决策；主体；客体；程序；救济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8-0050-06 　　早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此后，我国就着手建构重大决策责任机制。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基于此，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将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议题。但迄今为止，真正因决策失误而被追究责任的官员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行政决策特别是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理念尚未转变为可操作的制度。从法理上讲，政治诉求的正当性与物理技术的可行性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衔接机制。从现实来看，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建设还面临一些法律障碍和难题，如现行法律对追责机制构成要件的规定不够明确、精细、全面。只有研究并破除这些障碍和难题，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责任追究机制，才能使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诉求准确无误地传输给具体的责任主体。本文主要基于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6年7月8日起施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条例》（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2009年6月30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以及一些地方出台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探讨我国重大行政决策追责机制的构成要件，以期推动这一机制法治化。 　　一、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主体 　　在法理上，主体即享有权利（力）、承担义务的公民或法人。据此，可从追责主体、追责权和责任主体三个方面对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主体进行分析。 　　1.追责主体 　　第一，追责主体的范围。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暂行规定》以及山东、湖北、四川等省出台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来看，重大行政决策的追责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党组织。各主体内部又有不同的执行主体，如行政机关通常由监察部门作为追责的执行主体；司法机关由检察院和法院分工合作，共同担任追责的执行主体；党组织则由纪检委员会作为追责的执行主体。不过，现有法律没有明确人民代表大会中哪一部门担任追责的执行主体，对此，我国可以考虑借鉴西方国家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在各级人大常委会中设立专门的监督委员会，行使追责的执行主体职责。 　　第二，追责主体的权限。从法理上讲，重大行政决策所涉行政纪律责任由行政机关追究，所涉组织纪律责任由党组织追究，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责任，涉及行政领导人事任免的由人民代表大会追究责任。学界对上述追责主体权限界分的争议集中在一点，即司法机关是否享有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权。代表性观点有二：一是司法机关能否审查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问题；二是司法机关能否审查涉及较多科技知识的行政决策。前者属于制度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变革加以解决。后者属于经验问题，可以借鉴他国经验获得答案。以美国为例，美国司法审查机制并不因环境决策具有高度科技性而将其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笔者认为，我国重大行政决策追责中应适当强化司法机关的作用，适时将部分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问题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第三，追责主体的顺位。在重大行政决策追责实践中，行政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地位主要体现在追责权的行使顺序上（即由谁首先启动追责程序），而不是体现在权力位阶的高低上。从法理上讲，上述四个追责主体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追责过程中应各负其责。 　　2.追责权 　　第一，追责权的性质。在法理上，权力的性质决定权力主体行为的性质及其救济机制选择。由于重大行政决策追责过程中常常涉及不同身份的责任主体及不同形式的责任，所以行政追责权、司法追责权、人大追责权以及政治追责权（简称“追责四权”）并存的状态普遍存在，但我国尚未在有关行政决策的